·网站首页 >> 子夜书案 >> 古代汉语知识 >> 〔古代汉语知识〕训诂·下 第三节 《说文解字》类专著
  


〔古代汉语知识〕

训诂·下
 
根据洪波著《古代汉语教程》整理编辑 仅供参考

 
 


第三节 《说文解字》类专著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音读的字典。它既是一部文字学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训诂著作。王念孙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说文解字注·序》)

  《说文》作者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他受业于东汉经学大师贾逵,年轻的时侯就通晓经传,当时人称他为“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为了说明字体结构和文字本义,以发扬“五经之道”,根据先秦经传和秦、汉字书,并广泛采纳当时著名学者贾逵、刘歆、郑众、杜林、卫宏、班固等人的见解,在总结汉代训诂成就的基础之上写成了这部书。《说文》是两汉文字训诂学之集大成者,是中国语言学史和训诂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巨著。

  《说文·后叙》写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大约这时书已写成。过了二十一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许慎病居在家,才让他的儿子许冲把书献给朝廷。

  《说文》全书十五卷,前十四卷是文字的解说,最后一卷是叙目。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包括古文、籀文、俗体、或体、奇字等)1163个,解说文字133441字。所收字按照文字形体结构分成540部,每部用一个共同的字作为部首来统率。540部首的排列次序是“始一终亥”(根据汉代阴阳五行家所谓万物生于“一”,毕于“亥”的说法),其中又依照“据形系联”的原则把形体相近的排列在一起。每部中的字主要根据意义排列,即“以类相从”:义类相近的排在一起;专有名词在前,普通名词在后;褒义的在前,贬义的在后。每个字的字头一般以篆文为主,如有跟篆文不同的形体(即“重文”),则列于篆文的说解之下。

  《说文》释字的体例是“先义后形”,即先解释字义,后分析字形,有的还要说明读若某。分析字形时,凡象形字用“象形”或“象某某之形”来说明,指事字用“指事”或“象某某之形”来说明,会意字用“从某从某”或“从某某”来说明,形声字用“从某,某声”来说明,会意兼形声字用“从某从某,某亦声”来说明。解释字义和分析字形这两部分是密切相关,互相贯通的,二者相互为用。字形分析是字义解释的根据,字义解释是字形结构的反映。根据字形结构解释字义,这是许慎说解文字的原则,也是全书的基本体例。因此,从训诂方法来说,《说文》基本上采用的是形训的方法。

  《说文》是研究上古汉语词汇和词义的重要资料,也是阅读和整理先秦、两汉古籍的必备工具书。《说文》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古文、籀文形体,也是辨识甲骨金文绝不可少的桥梁。《说文》所创立的按部首编排的体例,对后代字典的编纂影响很大。

  这部书的缺点是对某些字的字形有误解,或者拘泥于字形解释字义,不免牵强附会。

  《说文》成书不久就受到注家们的重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说文》的解说来解释词义,如郑玄注《周官》《仪礼》就多有征引。从魏、晋到隋、唐一直有人传习《说文》。南唐徐鉉、徐锴兄弟对《说文》都有研究。徐鉉曾校定《说文》,除纠正原本的脱误之外,又有所增改,将原书十五卷各分上下,成三十卷;又根据唐代孙愐的《唐韵》在每个字下增加了反切注音,并作了简单的注解。另外,又将经籍中常见而许书未收的402字补在各卷之后,并加以解说,称为“新附字”。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大徐本”。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是《说文》最早的注本,世称“小徐本”。他参考了一百多种古籍,一方面疏证许说,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从声音上讲解字义,有很多创见。

  清代研究《说文》的人很多,仅近人丁福保编辑的《说文解字诂林》就著录了清人研究《说文》的著作203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段玉裁、桂馥、王筠和朱骏声,被称为“《说文》四大家”。在“四大家”中成就最高的是段玉裁。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他是清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和经学家,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受业于戴震,既精通经学,又长于音韵、文字、训诂、校勘之学,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最为著名。段玉裁用其所长来注解《说文》,历时三十余年,克成《说文解字注》,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当时学术界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成为他在经学和小学两方面成就的集中体现。

  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段注》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阐发《说文》的体例。《说文》没有凡例,但在编排、释字等方面实际上蕴含著一套体例,历来很少有人注意。段玉裁在给《说文》作注时,特别注意体例的阐发,或注于一部之末,或注于一字一句之下。如:

  (1)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见一部部末)

  这是说明部首及每部中字的排列原则的。

  (2)《说文》言“一曰”者有二例:一是兼采别说,一是同物二名。(见艸部“藋”字下)

  这是说明释义时用“一曰”的原则。

  (3)许引《左氏》则言“春秋传曰”,引《公羊》则言“春秋公羊传曰”,以别于《左氏》。(见邑部“酄”字下)

  这是说明引书的规定。像这类说明在《段注》中有五六十处之多,读者可以藉此深入理解《说文》。

  第二,揭示形、音、义的关系。《说文》中保留了很多的古字、古音、古义,段玉裁认为文字的形、音、义是互相关联的,要研究《说文》,必须三者互求,而三者之中声音是关键。因此《段注》能“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揭示了字的音与形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如:

  (4)《衣部》:“襛,衣厚貌。”《段注》:“凡农声之字皆训厚。醲,酒厚也。浓,露多也。”
  (5)《句部》:“句,曲也。”《段注》“凡曲折之物侈为倨,敛为句。

  《考工记》多言倨句。《乐记》言倨中矩,句中钩。《淮南子》说兽言句牙倨牙。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如句容、句章、句余、高句骊皆是也。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古音总如钩。后人句曲音钩,章句音屦;又改句曲字为勾。此浅俗分别,不可与道古也。”

  第三,说明词义的引申、假借和变迁。《说文》只讲本义,而《段注》能在此基础之上,用《说文》和群书互证,又就古音以说明文字的孳乳通假和词义的相近相通,深入细致地分析说明了词的各种引申义和假借义,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

  第四,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段注》对《说文》中许多同义词作了非常细致精辟的辨析。或指出被释词与说解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或辨析说解词相同的被释词,或比较近义词的通与别。如:

  (6)《见部》:“视,瞻也。”《段注》:“目部曰:‘瞻,临视也。’视不必皆临,则瞻与视小别也。”
  (7)《玉部》:“理,治玉也。”“雕,治玉也。”“琢,治玉也。”《段注》:“按,琢、雕字谓镌鏨之事,理字谓分析之事。”
  (8)《疒部》:“疾,病也。”《段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

  总之,《段注》的成就很大,对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有新的发展。《段注》的缺点是校订许书过于自信,不免流于武断,说解字义时因袭许慎的错误,甚至牵强附会,强为曲解。

  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凡五十卷,历时四十余年写成,其目的在于征引群书来印证《说文》的训释,搜集的材料很丰富,对训诂研究作用很大;另外它还解说许书原文,并订正二徐本讹误,为研究《说文》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王筠的《说文句读》凡三十卷,采集段、桂二家注解,删繁举要,疏解许说,力求简约,以便初学。《说文释例》二十卷,则是在《段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说文》的体例,使之更系统化。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训诂著作。它改变了《说文》按字形分部的编排体例,按照古韵分为十八部,凡十八卷。每个韵部中又以字的声符为纲,把相同声符的字排列在一起。全书共得1137个声符,朱氏称为声母。这种编排有助于我们认识词的音义关系和词与词的族属关系,便于读者“因声求义”。每字之下包括“说文”“通训”“定声”三部分内容,所以命名为《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部分以许书本训为基础加以说明,并列举例证,有时还兼及“别义”(别一个本义,相当于《说文》中的“一曰”)一项;“通训”部分主要是把词在古书中通用的意义分为“转注”(即引申)、“假借”两项,有时还兼及“声训”;“定声”部分是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分“古韵”(同韵部相押的例子)和“转音”(邻韵部通押的例子)两项。当然,不一定每个字下诸项俱全。在三部分中,以“通训”为重点。除《说文》所收字外,另有增补,共收字17240个。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对词义进行了综合研究,特别是对词的假借义阐述全面详密,是研究语义学、训诂学、音韵学的重要参考书,也是阅读古书、查考假借字的重要工具书。不过,朱骏声认为凡假借都是本有其字的观点有片面性。此外,他对《说文》的修订也有不妥之处。
 


〔共9頁〕 1 2 3 4 5 6 7 8 9 上一頁 下一頁

 
 
  

子夜星网站
Personal Website.  Created by Midnight Star .Copy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