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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五步高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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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
文/吴旭君 1993年12月 原载《缅怀毛泽东》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2016年05月27日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反映出毛在处理问题上独特的个性。
毛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此他可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观察、等待，寻找时机。毛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影响乃至改变大局的细枝未节。
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的上述个性。正是他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认为，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泽东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放试探气球
毛泽东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
这个新姿态就是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他把美国记者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后，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泽东能这么干，换了其它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毛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座的右侧，我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卫士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常委都已经站在那儿等候毛泽东。
毛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我们走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毛临近天安门城楼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走向正中央，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毛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城楼的正中央。
从城楼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检阅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毛的住处。这端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毛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死地。美国先后进行了侵朝战争，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以及发动侵越战争。在外交上，美国又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针锋相对，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是在中苏基本友好的历史背景下，是苏美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历史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变化。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不断交火。这一切都触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的敏感神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走向一个"新世界"。他认为，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存在着美、中、苏三国均衡态势的新局面产生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世界是否正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呢？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是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呢？
毛泽东从饱经忧患、历尽沧桑、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中清楚地记得，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竟花了一百年的时间，牺牲了大约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新中国诞生。
与此同时，他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建设服务。可是事与愿违。对于这期间的局势，毛曾幽默他说："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有对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
毛曾对我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显然，毛泽东懂得，这样横着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够采取主动，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岂不更好？毛虽然从没有这样明确地对我说过，但他决心改变中美关系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他要使中国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环境中争取主动，发展自己。
第二天，十月二日，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着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两个多月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曾告诉我，你的知识面要宽广一些，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认真看《参考消息》，要善于摆出自己的观点等等。从这时候起，我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毛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自从毛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毛就要求我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比如：他专门给我订了一份《参考资料》，后来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阅读，每天必须去向他汇报。在毛接见外宾时，有时他认为需要，专门批准我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毛还给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有时他让我和他一起读英文，有时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西花厅把文件直接送给周总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让我这个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实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这个新堡垒。
我们看的《参考》分两种。一种是现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开张的，我们叫"一张纸《参考消息》"；另外一种是《参考资料》，其内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长们和一定级别的干部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各国共产党情况资料，每天定时送来。这三本加起来可能不止十几万字。从此，我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毛汇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我问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嘛？"
毛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哪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亲自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一个时期毛关注哪些间题。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毛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情况下，要是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他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资料》，然后我说："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毛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区域，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一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一九三九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澄清当时的舆论上的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的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毛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他讲话，连香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
"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我问。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毛说。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在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国的困难时期，一九六〇年。那次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毛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到一九六五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毛说："那时，谈了举世关注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只有十七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四十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你的用心，可以吗？"
我突然觉得我要把脑子里串好的一挂埋在他心里的珍珠挖出来送给他。
毛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让他通过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您这位领袖的如此这般的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斯诺的身心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
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得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结识的许多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毛说："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我说："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毛说："接着讲。"
我说："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条件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大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毛说："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毛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毛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毛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在试探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泽东有时喜欢在同外国人谈笑中把自己的用意通过他们的嘴传出去。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毛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晴朗，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默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这是条有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毛兴致勃勃他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我说："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毛泽东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毛的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蕴含着智能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当局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产生原则分歧，中苏关系恶化，到七十年代毛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不明白毛泽东想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到："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其实，斯诺在做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从时间上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泽东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或亚马逊河，而非要说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由毛泽东决定，派出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二十八日开幕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毛像着了魔似地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他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
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
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
我把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头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他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我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觉。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拼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得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徐老走了。
我回到毛泽东卧室，见他正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毛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时隔六年后第一次又在世界上露面。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毛泽东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我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毛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四月四日，美国队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
当时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毛泽东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毛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毛的心坎上。
四月六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泽东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恩来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画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毛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这句话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四月七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毛现在说的去办，显然与已经批过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
毛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过来后说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球队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也不行。怎么判断？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毛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毛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他的对面。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看着我，等待着。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毛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泽东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泽东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撩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历史的进程常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会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住这看似平凡而实际上是十分关键的瞬间。
第五着棋：选择了尼克松
一九六八年，以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人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说："我给你读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吧。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主席，他的这段话文章做在最后一段文字上。我认为他是针对我们在呼喊。"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毛说："从一九四九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毛的分析，美国人如何做文章。
毛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我说："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主席说，"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拓更多的活动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中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哪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竟选期间，毛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毛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我说："为什么？"
毛说："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三十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毛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毛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我说："有的材料《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毛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毛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毛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对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毕竟是个新事情。"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说着，毛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又说："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毛看出了我的迷惑。"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谈外交容易多了。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我流畅地背完了。听完了我背的诗，毛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意义，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