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真烈士──王孝和
 
 
文/子夜星网站整理辑录
　

 
　　王孝和（1924～1948），原名康智，浙江鄞县福明乡松下漕村人，生于上海，出身于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参加读书会，读了《红星照耀着中国》等进步书刊，使他懂得中国的希望所在。1941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年仅16岁。年底，投考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两处都被录取，党组织考虑上电是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于是他于1943年1月进杨树浦发电厂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他虚心学习，工作勤奋，待人和气，结识不少工人朋友，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工人们的贴心朋友。1946年1月，上电爆发大罢工，坚持了九天八夜，他始终积极参加，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他在读书会基础上，建立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承担别人不乐意做的所有繁琐事务，认为“我是工人选出来的。凡对工人有利的事，我都有责任去做”。

　　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1947年9月宣布解散上电工会，通缉工会干事。经过工人斗争，于1948年1月召开大会选举工会干事，王孝和等为工人信得过的人仍当选为常务理事。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又派出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等身份驻在工会进行监视，并威胁利诱他参加国民党，他以“对政治不感兴趣”加以拒绝。1948年2月，“申九惨案”发生，他代表工会参加“申九惨案后援会”，在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特务企图阻挠，他理直气壮地说：“工人是一家，相互支援是我们份内事。”4月，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民主运动，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等名义，在全市逮捕各厂工会负责人。

　　由于叛徒的出卖，1948年4月19日晚上，国民党特务来到王孝和家，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妄图使王孝和“自首”。王孝和愤然表示：“我是上电二千八百名职工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为职工说话办事是我的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向谁讲清楚，更无自首的必要”特务只得悻悻离去。他妻子及好友要他到乡下暂避，但他考虑到党和工会的安全仍留下来。两天后的4月21日清晨，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王孝和，将他关押在警备大队审讯中，面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王孝和一言不发，坦然处之。特务恼羞成怒，对王孝和轮番施以“老虎凳”“磨排骨”“辣椒水”等酷刑。王孝和怒目以示，敌人未得到一个字的口供。4月22日，王孝和再次被施以酷刑，直至昏迷。4月23日，王孝和受刑升级，特务对他动用了电刑。就这样，王孝和以其坚强的意志，为了保卫地下党的秘密和战友的安全，顶住了敌人的凶蛮摧残。特务对王孝和无计可施。一个参与施刑的特务边摇头叹息，边说，这个人真厉害，上这么重的刑，居然什么也不讲，真拿他毫无办法。

　　被捕后的几个月，王孝和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凶残的敌人。他在法庭上，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一处又一处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敌人酷刑逼供的暴行。此期间，香港《群众》杂志发表了抗议声明。

　　敌人黔驴技穷，1948年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孝和以死刑。上电党组织指定专人帮助王妻上诉，狱中党组织也帮助王孝和研究上诉内容。各界人士纷纷向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寄送抗议信。9月24日，刑庭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戡乱治安未遂”的所谓罪行维持王孝和死刑判决。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表示：“从我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

　　在临刑前，他接到党支部负责人的指示──为更好地争取群众、揭露敌人，临刑时不能喊政治口号。一个共产党员在为党的事业即将献身的最后时刻，不能倾吐对党的衷情，内心是何等痛苦。但为了党的利益，他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决定，并以隐晦笔法，给战友及亲人们挥就了悲壮的三封遗书：一封给狱中难友，一封给年迈的双亲，一封给妻子。给难友的信中写道：“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在给双亲的信中写道：“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儿不能再为双亲尽孝养老，请多谅解。然而，儿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要挺住，要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孩子，父亲是被谁杀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你已尽了做妻子的责任，我很感激。”给难友的信经各监房传阅，引起了强烈反响。难友们无不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完成王孝和未竟的事业。

　　1948年9月27日上午，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刑。那天清早，刑场上人头攒动，其中很多是上电厂的工人，他们都想见王孝和最后一面。王孝和的妻子哭喊着，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刚满周岁的女儿在母亲怀抱中也不停地啼哭。目睹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怒火万丈，纷纷抗议。惊恐万状的敌人害怕了，只好对王孝和改期执刑。9月30日，难友们从种种迹象中，预感到王孝和的最后时刻已经临近，各监房纷纷传来向王孝和致敬和慰问的纸条。纸条上，言语不多，却充满了同志的深情厚谊：“我们一定为你报仇！”“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我们将前仆后继，踏着你的血迹前进！”……看到同志们这些动人心魄的心声，王孝和热泪盈眶，深受鼓舞。为了勉励两位同甘共苦的战友，王孝和留下了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绝笔：“张世宝、吴国桢两兄，今天我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希望你们两位不断把革命进行到底……祝你们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不出所料，9月30日上午，几个法警闯进监房喊道：“王孝和提审！”王孝和从容不迫地穿上白衬衫走出牢房，一路上边走边怒吼：“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在特刑庭上，王孝和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你们的执行是非法的”，并镇定自若地提出：我要向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讲几句话。庭长的目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面对在场涌上前的20多家报社、通讯社的记者，他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王孝和昂首挺胸，慷慨激昂地痛斥反动当局蛮不讲理、滥杀无辜的残暴行径，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在报上披露事实真相。面对王孝和不屈的英雄气概，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王孝和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表示：我不承认你们的判决！特刑庭居然成了王孝和对反动当局进行控诉和示威的地方。接着，王孝和又神情坦然地回答了外国记者的提问，使国民党特刑庭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敌人担心，如此下去场面将越来越无法收拾，急急忙忙强行将王孝和押赴刑场。在押赴刑场途中，王孝和依然大义凛然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野蛮暴行，并高呼：“看你横行到几时！”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上，王孝和被绑在一张木椅上，法警颤颤地举起枪，一颗子弹击中王孝和的胸膛，他坐在椅子上怒目圆睁，大口喘气。执行官下令补枪，执行的法警被王孝和的浩然正气所折服，拿枪的手抖动不已，连发数枪，竟然一枪未中。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踢翻椅子，用脚对王孝和腹部猛踩。烈士殷红的鲜血流淌在大地上……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崇高事业，永不动摇，一直革命到底！”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王孝和的当年入党誓言。最后他用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实现了这一铮铮誓言。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将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永远怀念我的父亲──王孝和

王佩民 2005年1月

 
　　我的父亲王孝和要是活着的话今年已经８１岁了！但在我脑海中他永远是年轻的，永远定格在２４岁。父亲的牺牲是我们家最大的不幸，但他的牺牲鼓舞着千万人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父亲及千百万烈士的血肉之驱，奠定了新中国大厦的基石。今天，在缅怀父亲８１岁诞辰之际，我们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没有变化的是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父亲１９２４年出生在贫苦家庭，祖父母认为家里穷是因为没有文化造成的。他们宁愿自己多吃点苦一定要送父亲读书。父亲在学校读书时，一直是前三名，每学期都会得到奖品和奖状。１９３８年，父亲１４岁，考入励志英文专科学校，由于家里穷，付不起学费，他在那里边学习，边作勤杂工，但却是学校的高材生。也是在这个学校，父亲认识了高年级的一位地下党员许统权同学，在他的影响下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１９４１年５月，由许统权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因祖父失业，为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父亲不能在励志英文专科学校继续就读，他没有毕业就去报考上海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当两个单位都录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按照组织的希望他放弃了被称为铁饭碗的邮局工作，毅然到党所需要他去的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工作，参加工人运动。

　　１９４８年４月，由于叛徒出卖，父亲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受尽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任凭敌人毒刑拷打，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在法庭上父亲据理力争，把法庭当战场，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对他的诬陷，把法官们反驳得哑口无言，旁听的群众更是义愤填膺，从而激起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面对死亡，父亲没有一点畏缩，这可以从父亲赴刑场的照片上看到，他始终是从容不迫，面带微笑，他的笑既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轻蔑，也是对死亡的泰然。为着自己热爱的事业，生命也不足惜！

　　父亲对家庭充满爱，他爱妻子，爱儿女，孝顺父母，但为了党的事业，他可以牺牲一切。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那天，当母亲得知我父亲将有被捕的危险，就跪在他的面前，抱住他的双腿，求他到宁波乡下暂时避一避，要他多想想家庭、想想年迈的老人、才一岁的孩子（我姐姐）以及没有工作的妻子。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啊！父亲何尝不考虑，只是没有接到组织的通知，明知道自己即将被捕，他也坚决不撤离。被捕后，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下，父亲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利益，不出卖同志，不出卖组织，不暴露身份。作为一个对党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员来说，在对敌斗争中将要献出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不暴露身份而不能高呼“共产党万岁”，那是件十分痛苦的事，但父亲坚决听从党的指示，至死没有暴露身份。虽然他没有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但他那大义凛然的气质同样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

　　父亲牺牲于１９４８年９月３０日，而我出生于１０月２４日。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是大公报记者拍摄的父亲赴刑场的照片和３封遗书。父亲在给我母亲的遗书中说：“瑛妻！我很感激你，很可怜你，你的确为我费尽心血。今天这心血虽不能获得全美，但总算是有收获的。我的冤还未白，而不讲理的特刑庭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愿你勿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子离妻散吗？不要伤心！应好好的保重身体！……”正如遗书中所说，那年母亲因临产前为解救父亲四处奔走，生我的时候得了产后风瘫症，一度失去了生存的希望。正在这时，与我父亲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郭伯伯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了生活费。母亲见到他犹如见到亲人，潸然泪下。郭伯伯鼓励母亲活下去，并再三强调这两个孩子是烈士的根，叮嘱一定要带好孩子，熬到解放。在郭伯伯的鼓励下，母亲打消了寻死的念头，靠帮人家结毛衣挣点钱，平时烧菜时多放些水，加点盐，做成菜汤拌饭给我们吃。这样苦熬了８个月，总算盼到了解放。

　　解放后，我与姐姐的成长一直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中。我于１９６１年进入上海市上海中学学习，１９６８年因“文化大革命”没能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而分配到上海电讯器材厂当了一名工人。１９７２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上海市电子仪表标准计量测试所搞人事劳动工资工作。我时时以父亲为榜样，热心为大家服务，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１９８９年，通过成人高考我进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１９９２年大专毕业。１９９６年我调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从事《上海年鉴》的编纂工作。我的家庭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区“五好”家庭，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好妈妈”及上海市优抚对象先进个人。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及２００２年５月，我有幸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这一切，都是我父亲的精神在鼓励我，鞭策我。我的丈夫出生于工人家庭，１９６０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１９７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已从部队退休。我现在也有两个女儿，我与我丈夫历来就教育她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有用之才，为外公争光。大女儿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时一直担任班长，多次获奖学金及“三好”学生称号，１９９８年在上海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时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高校毕业生，现在银行工作。小女儿曾三次参加上海市的少年钢琴比赛，分别获得二、三等奖，１９９３年通过了业余钢琴十级的考核，在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期间年年获奖学金，最后一年获美国的美迈斯奖学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资的律师事务所当法律顾问。两个女儿都在读高三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小女儿在大学期间还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父亲从小酷爱学习，但由于家里太穷，即使靠勤工俭学也未能完成学业，但他的愿望终于在第三代孩子们的身上实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们一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如父亲还活着，该多高兴啊！

　　２００３年年底，我光荣退休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我的父亲，我正着手收集我父亲的有关材料，将父亲一生走过的道路写成文章，告诉青年，教育青年。我想，这也是纪念父亲的一种方式吧。

　　父亲已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但他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的革命者之歌，将永远激励我们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