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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文/端阳生 2015年07月20日 来源:中华魂 党史网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一、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 ,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科技部召开的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翻江倒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实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因为“大跃进”建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就诞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人民公社)的徐秘书。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注:原载《哲学研究》1958年06期,1958年10月19日《河南日报》)。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从武汉空军转业到信阳,到岗位没几天就担任了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刮“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有的省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

  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 “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信阳地区上蔡县某乡政府的墙壁上,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洞三位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某领导说他一贯右)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被送党校学习(保他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右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这么多“右派”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和一部分下放干部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一说是:“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南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这个场面我亲眼见了);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9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三、“党代会”摆功追过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老同志)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有的人就不知道),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酿制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就没有大庆油田;不“跃进”,就没有红旗渠和千计万计的大、中、小型水利设施;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和攀枝花炼钢厂;不“跃进”,就没有当今的刘庄、南街村、大寨、华西等闻名世界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是人民公社的产儿。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执政的领导人,不也说“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英雄时代!否则,我们中国人没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身为解放军大校军官(师级)的辛子陵(宋科),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0”。

  (正文完)


  〔附〕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作者:端阳生 来源:红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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