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密谋”南下

来源：《百年潮》2014年11月17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右路红军通过草地，在人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殊死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领导层指导思想的分歧却表面化了。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根据当时的夏洮战役计划，已率左路红军向卓克基一带集结，执行经阿坝而北上的决定。但是，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随后，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儿盖至夏河12天，班佑仅5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徐向前、陈昌浩也数电张国焘，左路军占领阿坝后，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此时的张国焘，将中央的电令和徐向前等的劝告当耳旁风，不仅迟迟不向右路军靠拢，而且愈来愈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南下旗号，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最后导致出现分裂局面。这是在千辛万苦过草地之后，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一种不幸。

　　具有重大意义的包座战斗

　　右路军穿过草地之后，进入半农半牧的班佑地区。距离班佑一百多里地，就是包座。它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在今若尔盖县东南端。“包座”藏语意为枪筒，因地形得名。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胡宗南部队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成为其运输粮食的主要通道，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红军北出川西进军甘南，必须占领包座古道。胡宗南得悉红军穿过草地后，急调部队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阻止红军北进通道。

　　我们考察到达班佑后，本想去包座看看。但若尔盖县的领导同志说，那边的路断了，不通车，去不了。好在同行的龚自德同志以前去过包座，并对包座战斗作过研究；前来欢迎我们的若尔盖县委党史研究室蒋主任也熟悉包座战斗情况。他们向我们讲述道：右路军前敌指挥部过草地后，徐向前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他鉴于彭德怀的三军尚未通过草地，林彪的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徐向前即作速战速决的部署，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这次战斗从8月29日进行至31日，打了三个昼夜，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重要战斗，也是过草地后打的第一场大仗。

　　龚自德分析包座战斗说道：讲它是场大仗，一是国民党军队参战的有三支部队，总兵力达到1.1万人。二是红军歼敌人数近五千人，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一个师，毙、伤敌官兵四千余人，俘敌八千余人，敌代师长负伤逃跑。三是缴获物资甚多，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牦牛、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蒋桂花补充说：9月5日，参战部队在俄若塘（藏语意为奶桶坝，今包座乡政府所在地）寨前的大坝子里召开庆功大会。徐向前讲话指出：包座战斗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团结、并肩战斗的结果，是长征以来打得很出色的一次歼灭战，敌人被我们打得吓破了胆。这场战斗的意义十分深远。

　　对包座战斗，过去宣传不够。其实，它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有的学者指出：第一，包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围困聚歼红军的新战略。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集团最初采取的是前堵后追战略，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则改变为“长围高困”的新战略。他们认定：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并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之旅”。他们何曾想到，刚刚走出“绝境”的红军，居然取得了包座战斗的胜利，这就使反动派的新战略遭到了破产。第二，包座战斗的胜利，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党反动集团已对其甘、陕军队作了堵截红军的部署，但各部兵力大都离红军较远，到位就防尚需时日。红军迅速攻占包座，为进军北上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一胜利使红军在濒临粮尽炊断之际，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其他军需补充，这对于红军的生存及北上进军都特别重要。第三，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的重大胜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是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体谅红一方面军减员多、体力弱等困难，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是带着饥饿和疲劳投入战斗的。参战部队能够取得胜利，说明是一支思想过硬、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无愧于红军称号。第四，包座战斗在战术运用上，是速决战、歼灭战的成功范例。红四方面军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张国焘坚持南下和中央“牙弄会议”

　　包座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前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发出电报，同时令四军一个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张国焘在中央的一再电催下，于8月30日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东进草地。但刚进入草地没两天，张国焘驻足不前，要返回阿坝去。他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说：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桥，粮食只能吃两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些理由不能成立。一是所谓噶曲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左路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的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他们所带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右路军能过草地，他们不能过？何况我们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再则，据当年跟随朱德长征的警卫员潘开文回忆：到噶曲河边后，总司令一有功夫就到河边转悠，他看到河水小了点时就让我骑马去试试。总司令的马高大一点，我骑上他的马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说，这可以过去嘛。老总去同张国焘讲过河的意见，但张国焘就是不同意。徐帅说：“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9月5日，张国焘强令已经进入草地一小半的左路军，从噶曲河畔返回阿坝，走出草地。左路军的行动，令徐向前、陈昌浩非常着急。这时的中央为早日北进，已派先头部队向甘南俄界地区开拔，同时也在考虑如何争取张国焘转弯北上的问题。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中央意见致电张国焘等，提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张国焘接电后，当天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地步。它成为牵动全党僵局和影响红军命运的斗争焦点。

　　9月8日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周恩来住处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也参加了会议。这就是牙弄会议。当时，领导人的住地都相距不远，来往甚方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住巴西（藏语音译，意为荣华快乐，引申为“文明乐园”），周恩来所住的牙弄属于阿西（藏语音译，意为快乐吉祥），是彭德怀的红三军住地。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指挥部住在巴西的潘州（位于求吉乡甲基村境内，藏语阿夏寨，音译曰潘州。宋代设州置，由吐蕃首领潘罗支统辖。目前的古城址，为明代夯土建筑，略呈长方形，残墙周长344米）。周恩来当时在养病之中，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们在2003年9月下旬考察时特地来到牙弄村，看了周恩来当年的住所。这是一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牙弄为藏民居住区，当年红军初来时，村里的藏民大多跑进山里了，周恩来的房东是老俩口，有五十多岁，没有走。周恩来在这里养病十多天，老头叫达科，老俩口照顾周恩来的吃住，并进行护理。当年，中央领导在这里开会时，已经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没考虑好，未表态。最后，中央即以与会七人名义，致电张国焘等。电文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电文最后表示：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的签署时间是9月8日22时，已临近深夜了。

　　9月9日电报和巴西会议

　　就在七人电报发出的同时，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皮衣等问题。

　　中共中央知道这一情况后，于9月9日再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对于中央的一再电示，张国焘仍置若罔闻。随后，他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据当事人叶剑英在1981年初和1982年春天讲：1935年9月9日那天，我们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在讲话时，译电员进来，将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巴西找毛主席。他看完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这个电报的内容，据毛泽东1937年３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后来盛传的“密电”。

　　鉴于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主张，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陈昌浩在接到张国焘电报后已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9月9日晚，毛泽东亲到徐向前住处，问其意见。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了解到徐向前的态度后，同张闻天、博古一起，赶到红三军住地阿西，与在此住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红一军在原地待命。这就是史称的巴西会议，有的也称阿西会议。巴西既是一个村名，又是这一地区的统称，目前是乡名；阿西只是巴西地区的一个村名。因此，两种称呼均可，如果乡是行政建制的基层单位，叫巴西会议，知道的人会更多一些。陪同前来的县党史研究室蒋主任告诉我们：中央在巴西地区共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其中两次是在巴西的班佑寺院内召开的，即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应增加战略战术内容，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还有9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发展，一方面军的重要任务是整理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召开这两次会议的班佑寺，在红军走后，大经堂内突然起火，一座名刹化为灰烬。现在你们看到的新班佑寺是这些年建立的。我们考察时，既看到了老班佑寺的残垣断壁，又看到了琉璃瓦建筑的新班佑寺。蒋主任说：另两次更为重要的会议，则是在三军团驻地牙弄召开的。这就是9月8日在周恩来住处召开的政治局非正式会议和9月9日深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大家讲的“巴西会议”，就是指9月9日深夜的这次紧急会议。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秘密准备先行北上之际，张国焘于9月9日24时再次来电，坚持南下，反对北进。电称：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

　　9月10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等单位离开巴西地区，向俄界进发。叶剑英也以“打粮准备南下”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和军用地图。天亮后，徐向前不见中央领导人影。他讲述当时的情况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随后，陈昌浩却又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回头南下，遭到彭的拒绝。他还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阻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毛泽东对李特讲了一番北上的道理，并对他的阻拦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

　　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中共中央率原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原红四方面军绝大部分同志返回过草地南下了

　　几点评析

　　对于“密电”问题引发的上述党内斗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热点。不仅在学界，就是在社会上的一定范围也都议论纷纷。我们在编修中共党史第一卷时也碰到这个难题。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两个问题：一是究竟有没有1935年9月9日的“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一方说有，一方说没有，甚至闹到当事人都出来作证，收电人说有，发电负责人说根本没这回事。涉及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各讲各的。讲有“密电”的，书上对接电情况、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都说得非常具体。对此有异议的，不谈此事。在负责编修中共党史第一卷时，讲过我的观点。2003年9月，我走长征路也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作了实地考察，了解当时中央研究处理此事的真实性。这里，谈谈我的愚见：

　　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这是勿庸置疑的历史。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叶剑英，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其他许多知情人都多次讲过。我相信毛泽东、叶剑英等许多同志的人格，他们不会杜撰此事。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思想很顽固，电报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情节。再则，张国焘的要害是另立中央，因此，也没有必要杜撰此事。说没有此事的同志，没能讲出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没有此事。仅以中央档案馆没有这个电报，不能说明没有此事。因为此后战事频繁，丢失是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没有什么奇怪。

　　第二，关键是“密电”的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曾产生轩然大波。经过考证，这个说法没有具体的文字根据，是一些知情人的记忆。这样重大的事，不拿出确凿文字证据就讲是欠妥当的。现已得到澄清。目前对此都以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讲的为准。其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由此，使我对目前风行的口述历史不能不持谨慎态度。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脑袋瓜子。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准则。

　　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的第一大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第二大错误才是坚持“南下”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密电”只是坚持“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本干”，而是“枝叶”。有的研究往往主次倒置，对“枝叶”却兴趣浓厚。事实上，“密电”是密而不奇。杨尚昆对此事有个说明。他也是当事人之一。他说：“密电”问题，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仍可找到证明”。这说明，这份电报跟在此期间的其他许多电报一样，不是说只有它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产生误导。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我们没有使用“密电”说法，只是说：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表述，就是想淡化“密电”之“密”给人的“猎奇”感。我以为，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的说法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