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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维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張春桥(1)

 

文/愷蒂 2015年08月11日 来源:《张春桥狱中家书》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缘起

  春假回上海探亲,父亲派给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要陪他出去吃个饭。那次饭桌上,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琦和张春桥的长女维维。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在写作过程中认识了维维,得知并看到了张春桥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一批书简。1981年,张春桥在公审中一语不发,让人震惊,更让人不解。2005年张春桥去世,最让人感慨的也是他近三十年的沉默。所以,这些狱中家书,就格外珍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准备将这批家书整理出版,甘琦请维维为家书写点什么,作为前言或后记。维维表示她动笔很难:很多事,她写一个开头,就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我提议或许可以做一个访谈,附在家书之后,并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张春桥,我都没什么研究。之所以毛遂自荐,是因为我对张家父女的亲情很有兴趣,我想知道:在女儿的眼中,张春桥是怎样一位父亲?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张春桥的一路高升到后来的公审入狱,他的女儿是如何经历,如何思考,如何应对的?在上海的三周特别忙,对维维的采访只能安排到临走前。在她阳台上种满了花草蔬菜的家中,我们谈了两个上午,总共不到六个小时。因为我不是文革史专家,而且这次采访的时间有限,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没能深谈。但维维爽气利落,快人快语,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因为她与我父亲早已相熟,再加上发现我俩还有复旦附中校友的一层关系,所以,访谈更像语速很快的聊天。谈话中,维维一度很动感情,这也很让我感动。

  许多情感,许多眼泪,都是人类共通的。我希望,这篇访谈,同张春桥的狱中家书一起,能够反映出那个年代、那个家庭无比真实的亲子之情。对我自己来说,听维维谈她父亲,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执着”的含义,也让我明白,什么是为理想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2015年5月25日 于伦敦


  一、父亲的自我定位与性格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我怎么给他定位?我觉得他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是旗手,旗子上写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爸爸不是旗手,那是他做不到的,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位先锋队的护旗者,一位战士。这是我对他的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了共产党,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起来,觉悟起来,战斗起来。我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个先锋队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从延安,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做过战地宣传。以后,他一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鼓舞士气勤奋热情地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共和国后,前方的路怎么继续走,是每个共产主义者要面对的新课题。但这样想的人太少了。要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更少。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能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我觉得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幸福,荣耀无比。

  问:你觉得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

  答:他确实是记者出身,年轻时卖文为生,后来也写不少文章。我曾经与他开过玩笑:“你算什么知识分子?你只读过初中。数学不好,物理化学没学过。”他会争辩说:“那不管,我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呢。我是自学的,读过很多书呢。”五十年代的时候,复旦大学确实是聘他当名誉教授的。他在好几封信中,都说过自学的事。他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是做宣传的。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例如,当时一些工人作家写的东西,他会很认真地修改,他会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讴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哪里,要通过文艺作品把这些先进性表达出来,以此来教育群众。后来他的信中写道,某作家开始骂共产党,爸爸想不通,因为这位作家是斯大林奖的获得者。这也是他为什么热情协助江青搞现代京剧、现代舞剧的原因。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1>。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在江青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也不能随便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江青搬到了钓鱼台,并不是她和主席感情不好。所以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也是做了个人牺牲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是不是可以说,直到他去世,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一直都是很坚定的?

  答:对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共产主义信念。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且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的运动,不只属于中国一个国家。我55岁生日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说,共产主义还是一定会实现的。这封信的最后,爸爸这样写道:“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2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进行总结,我们曾经走过一条什么路?为了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参与者应该总结的。<2>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3>。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我爸爸眼睛近视,而且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相差很大,戴眼镜也很难纠正。我也是近视眼。有时别人看到我打招呼了,我还没有看到。所以,以前也有人说我架子大,或是清高,其实只是没有看见。后来我看到另一个高度近视的朋友跟大家打招呼,请包涵,我才知道,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困扰。眼睛好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问:你觉得你爸爸善解人意么?

  答:我爸爸还是很善解人意的,他很能理解别人,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例如我们当年住在海格大楼时<4>,有一天,我瞥到对面的女主人穿着白纱睡衣,我觉得她就像灰姑娘的继母一样,特别形象,那时我西方文学作品读得特别多。当时我纳闷她怎么能穿成那样,但我也不敢问大人。后来到了江阴后,我和我爸谈起此事,说起当时的疑问,我爸说:“那当然不一样了,她家是正宗的内蒙古王爷,她出来革命,那对家庭的背叛可厉害了,对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还有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家,太太也打扮得青山绿水的,头发是假头发,盘在后面。我当时也想,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头发?后来知道是假头发,我觉得特别奇怪,也没敢与大人说。后来也和我爸聊起此事,我爸说:“她是文艺界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么。”所以,他看人是会结合他们的环境,不会过高要求别人,或让别人脱离环境。他能够理解别人,绝对理解的。我们住在盖司康时<5>,附近有个弄堂里住着许多名人,周小燕、袁雪芬都住在里面<6>,我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学也住在里面。我去同学家玩,回家后就与爸爸说起那个名人弄堂。他说他知道那个弄堂。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有的时候开会晚了,他会派车子把那些名人送回去,与他们关系很好的。

  问:但是文革中,这些文化人都受到冲击,他有责任么?

  答:那是他也没有办法的,文革中发生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针对党内走资派”。但有人就开始对准这些文化名人了,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爸只能强调党内走资派,但许多事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有人恨不得快点把水搅混。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注释】

  <1>指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见张春桥2001年12月31日给维维的信。
  <3>张春桥二弟张秋桥,时任《解放军报》记者处长、副总编辑。
  <4>海格大楼位于华山路370号,为德国人海格在1925年所建,建国后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1977年改建为上海静安宾馆。
  <5>盖司康公寓即淮海公寓,位于淮海中路1202–1218号,建于1935年。
  <6>周小燕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袁雪芬是“越剧十姐妹”之一,开创了袁派艺术。

  二、童年时期

  “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

  问:能否谈谈你童年时期的记忆?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答:我是在1947年蒋介石开始进攻解放区,部队撤退到河北省阜平县马棚村后不久出生的。那是很困难的时期。石家庄解放后,爸爸被派往石家庄办《新石门日报》<1>,我妈妈带着我一同去,又一次进城了。供应也好多了。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的记忆,我听过许多遍。我父亲在一封信中也回忆过这段生活<2>。我最早的记忆是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我当时应该是三岁。一到上海,我们就被接到延安东路,爸爸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以前的申报大楼。

  上海解放之后,我爸爸被派到上海来接收三家报纸,他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代表。他白天在那里办公,晚上就睡在原来的总经理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所以,我最早关于他在上海的记忆,就是一个很大的办公桌,他睡在上面。等我们到上海后,就给我们分配房子了,在思南路,周公馆旁边的一个弄堂里,与周公馆的房子是一样的,在它后面一排<3>。

  后来,我爷爷奶奶到上海来看我们,就住在内阳台。里面一个大房间,是我父母亲住的,我妈生老三时,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最近我还去那里看过,现在好像是一个挺高级的吃饭休闲的场所。一到上海,爸爸妈妈就把我送进了托儿所,这家托儿所叫“妇联保育院”,我是全托的,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对家里没什么印象。我在那个托儿所里一直待到上小学。托儿所用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我们都穿着花布的裙子,打着大蝴蝶结,唱苏联的歌曲,跳《三驾马车》的舞蹈。我的大妹妹是生在济南。

  1948年下半年,济南已经解放了,我三叔来晋察冀,到石家庄把我和我妈接到济南<4>。我奶奶他们是蛮封建的,看到是女孩,不愿意帮着带,所以,我们又都回到石家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母把我留在他们身边,但大妹妹就寄放到奶妈家去了,这个奶妈刚生的儿子夭折了。奶妈经常还要到菜市场上卖菜,有时她把妹妹带去,有时就把妹妹关在家里,所以,我大妹妹早年的智力开发是很不好的。上海的生活刚安顿好,才把她接回来,回来后就送到解放日报社的全托幼儿园。

  问: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时,住的是新华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为我妈妈在新华社工作,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新华社的人。后来,《解放日报》分给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孙中山纪念馆外面的一套房间。还有王维、冯岗等《解放日报》的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问: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到上海时,上海小孩会唱:“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上海人比较排外?

  答:在托儿所时,很多小朋友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没觉得与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干部,所以没有任何一点特殊的地方。我们不是上海人,这确实让我觉得与别人不一样。爸爸妈妈原本是想让我早一年去读小学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学。父母送我去那所学校,但学校不收我。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学校里都讲上海话,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就让我上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在陕西路襄阳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们住在卢湾区,其实去这个学校是跨区了,但爸爸很喜欢这个学校,学校也非常开心收我这个学生。学校校长是颜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

  开学后,我的功课很不好,我妈就奇怪了,说我家小丫头挺聪明的,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其实是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小朋友大多数是上海人,所以,上课都用上海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不懂话。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很远,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学回家,没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就转学了,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家了。

  问:1955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年10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问: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5>,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问:你渐渐长大,对爸爸的记忆会深刻一些吧?

  答:小学的时候,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过生日时。他对我们的生日一直是蛮重视的。生日时,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吃的东西,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去买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去北京开会,因为每次他从北京回来,总是会带大虾酥和果丹皮给我们吃。所以,当时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虾酥和果丹皮。另外,核桃上市的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出去买核桃。就是去我家对面的那家店里,去买一大袋核桃,带壳的那种,然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就用门嘎嘎地轧核桃吃。想想那么高级的门,被我们用来轧核桃吃。这些记忆好像都是和吃有关系的。

  问:你们在海格大楼好像也没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答:对,我们在海格大楼住了一年多,后来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用房,就把我们搬到了盖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乐学院对面,现在叫淮海公寓。那里也是市委部长级的家庭住的,瑞华公寓是处长级的家庭住的<6>。搬到盖司康,我就又得转学了。原来的学校太远了,我们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学的。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回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幸运的是那里的老师也开始讲普通话了。我大妹妹与我在一个学校,但她也很独立,上学时并不与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学一起走,自己管自己。我们还是调皮得不得了,会从楼上打着一把伞跳下来,这种事情都做过。我那时就觉得我挺另类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学,我头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那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同学就问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说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家死人了。他们说,那你怎么戴白蝴蝶结。我才知道,家里死人头上才戴白色的装饰的。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不差的,我妈妈工资比较高,我爸爸还有稿费。因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缴的,我妈喜欢买俄罗斯的大桌布做床单,我穿的也都是俄罗斯绣花的衣服,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这也与别人不大一样,但我不太顾及别人怎么说我的。

  问: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问: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7>。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问: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问: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14>。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注释】

  <1>1947年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张春桥担任总编辑。1948年1月,石门改名为石家庄,《新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
  <2>见张春桥1996年12月12日给维维的信。
  <3>周公馆即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旧址,位于思南路73号,周恩来曾在此居住、工作。
  <4>见张春桥1992年11月22日给小妹信。
  <5>1955年至1957年,张春桥的职位是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委员。
  <6>瑞华公寓位于常熟路、延庆路路口东南角。
  <7>1958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令在南郊兴建东安(东庙)新村,一村为工人住宅,二村为干部住宅。1959年,柯率华东局、上海市委全体领导迁入。1960年,柯等搬出,迁入康平路市委宿舍。
  <8>康平路165号爱棠公寓是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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