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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五个永久性疑问 三十年无人能答

来源:呼伦贝尔日报 时间:2010年08月16日 文/乃馨


   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五个永久的疑问,上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盛到衰,资本主义因此而甚嚣尘上,使我等普通百姓感到迷惘和沮丧。社会主义的理想确实令人向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地位平等,社会分配公平,我等普通百姓举双手拥护这种制度。

  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会衰落呢,是因为它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吗?它是一种无效率的社会制度吗?不是的,我国从1952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增长了7.9倍,改革开放后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比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快。

  对社会主义目前的状况,毛泽东预见到了,并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临终之前,对他亲手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异常的不安和不满。在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文革后期,他反复指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社会主义搞了二十多年“跟旧社会差不多”?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让人震惊。邓小平1981年6月曾说:“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到现在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列宁的理解是准确的。

  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搞了近十年了,毛泽东还在说“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毛泽东对文革的成果是相当失望的。

  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自私本性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控制,人既“经济人”。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不仅自利而且离不开他利的社会属性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制约,人既“社会人”。在这两种制度中,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商品经济。这就是毛泽东说“和旧社会差不多”的来由。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在毛统治中国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断定,进城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是非常含糊的。

  简言之,所有制和劳动的性质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但是,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这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同义,容易得到发展;而社会主义对商品经济在范围和程度上要给以约制,商品交换主要是国家同农民之间的交换,不然会改变所有制和劳动的性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出现了诸如农业剪刀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体制上的官僚主义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这就使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设计上,遇到了他自己难以破解的难题。

  毛泽东不无忧虑地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话他反复讲了多年。他对此类问题的反复强调表明,社会主义可能衰落的阴影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资本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的担心随着他的衰老与日俱增:“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的脆弱性,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而文革的结果令毛泽东深感失望。从林彪跑掉之后,是他最先开始对文革进行反省,说文革是“全面内战”,要求给予文革“三七开”。他的这些自责,堵了全面肯定文革那些人的嘴。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自责,就没有以后邓小平对文革全盘否定。邓小平只把毛泽东的话改了一个字──“全面内乱”,就顺势否定了文革。在那个时候,唯有邓小平更了解毛泽东,邓小平清楚,不借毛泽东的力量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而毛泽东似乎也有意无意的帮了邓小平的不少忙。在毛泽东去世后,没有任何职务的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显得胸有成竹。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动是令人讳莫如深的:

  为什么他不顺势而动,在“九大”报告中继续提出快速发展生产?
  为什么他急于要缓和与“美帝”的关系,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
  为什么他一直对邓小平割舍不下,一边说“走资派还在走”,一边还赋予其极高的权力和地位?〔当然,“走资派还在走”并非仅针对于邓本人。〕
  为什么他闭口不谈文革的结束时间,却要求邓小平来为文革做总结?
  为什么他在临终之前不断打压他自己培植起来的文革势力,是在为哪一种政治势力做铺垫?

  做为毛泽东思想的创建人,做为政治家、思想家,做为军事家、战略家,做为哲学家、理论家,人们不会怀疑毛泽东的逻辑思辨能力,不会怀疑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不会怀疑毛泽东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即便是他的晚年。但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这些行动还是让人们产生了疑问,永久的疑问:文革失败后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对此毛泽东在临终前想做什么样的安排?

  毛泽东留下的疑问三十多年来没有人给过像样的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只有在经过特定的历史变动后,才能够让人们恍然大悟。毛泽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理想的超现实主义的预言家。谁都想了解毛泽东,谁都能评论毛泽东,谁都又说不清毛泽东,这正是毛泽东的精彩之处。我等百姓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攻击毛泽东的资料,只有从那些诅咒毛泽东的叫嚣中才能真正感觉到毛泽东是属于我等普通百姓的,才能真正体会到他非凡和正确,同时也能看到诅咒者的渺小和猥琐。历史可以相似,但决不会重复;历史可以描绘,但决不能再造。不是有人要对毛泽东进行清算吗?毛泽东的光彩还没有完全被历史打磨出来,还需要时间。拂去蒙在毛泽东身上的尘土,还毛泽东的本色,毛泽东将更加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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