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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散文集·朝花夕拾

 
 
 
范爱农<1>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2>,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3>恩铭被 Jo Shiki Rin 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4>,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5>,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6>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荆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7>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8>,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9>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10>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11>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12>烈士,被害的马宗汉<13>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哪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14>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15>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16>。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17>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18>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19>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缺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茀<20>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21>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22>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23>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24>,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25>。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十一月十八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2> 《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均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报纸,分别创刊于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七四年。下文中的《二六新闻》当为《二六新报》。一九〇七年七月八日和九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均报道了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

  <3> 巡抚:清代的省级最高官员。

  <4>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也就是前文的Jo Shiki Rin。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一九〇五年,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培植反清革命骨干。一九〇六年春,为便于从事革命活动,筹资捐了候补道,同年被分发到安徽;一九〇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少数学生攻占军械所,弹尽被捕,即遭杀害。

  <5> 候补道:即候补道员。道员是清代官名,分总管省以下、府州以上一个行政区域职务的道员和专管一省特定职务的道员。据清代官制,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道员官衔,但不一定有实际职务。一般没有实际职务的道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差委,称为候补道。

  <6> 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〇六年为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而回国。一九〇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分头准备安徽、浙江两省起义。同年七月六日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亦被清政府逮捕,七月十五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7> 日本浪人:日本封建军事独裁政权瓦解以后,大批武士失去禄位,没有固定职业,称为浪人。

  <8> 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徐锡麟的学生,死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

  <9> 子英:姓陈名濬(1882─1950),浙江绍兴人。濬,音jùn。

  <10> 税关:旧时在水陆交通、商人聚集的地方所设的收税机关。

  <11> 揖让:作揖和谦让,是古代宾主相见的礼节。

  <12> 陈伯平(1885─1907):名渊,浙江绍兴人。大通师范学堂学生,曾往日本学习警务和制造炸弹。一九〇七年六月,与马宗汉同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组织的武装起义,在战斗中阵亡。

  <13> 马宗汉(1884─1907):字子畦,浙江余姚人。一九〇五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一九〇七年六月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被俘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就义。

  <14> 拮据:缺少钱,境况窘迫。

  <15> 王金发(1882─1915):又名逸,浙江嵊县人。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时,他率光复军进入绍兴,十一日成立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被听命于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杀害于杭州。

  <16> 都督:官名。辛亥革命时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以后改称督军。

  <17> 一种报:指《越铎日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创刊。鲁迅曾为该报写过《越铎出世辞》(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8> 德清(1868─1932):即孙德卿,浙江绍兴人。当时的一个开明绅士,曾参加反清运动。

  <19> 绿林大学: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号称“绿林兵”,后用“绿林”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官府或打家劫舍的人们。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故作者戏称他是“绿林大学出身”。

  <20> 季茀:许寿裳(1882─1948),字季黻[fú],浙江绍兴人,教育家。作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后又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处同事多年,二人交谊甚笃。著有《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等。由于他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致遭到国民党当局所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此处所说“写信来催我住南京”,是指受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托,邀作者去南京教育部任职。

  <21> 孔教会:一个为袁世凯复辟服务的尊孔复古组织。一九一二年十月成立于上海,次年迁北京。当时各地保守势力亦纷纷筹建此类组织。绍兴孔教会会长傅励臣是前清举人,他同时兼任绍兴教育会长和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22> 报馆案:指王金发所部士兵捣毁越铎日报馆一案。时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作者早已于五月离开南京,随教育部迁到北京。这里说“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似有误,也许作者以最初的查禁时间说起。

  <23> 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六年他任苏浙闽皖赣五省总司令时,曾以保卫礼教为理由,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以人体作为素描的模特儿。

  <24> 做了四首诗:作者哀悼范爱农的诗实际上发表了三首,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上,后收入《集外集》。

  <25> 是失足还是自杀:范爱农在一九一二年阴历三月二十七日写给作者的信中说:“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因此作者怀疑他可能是投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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