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城市快报 2007年04月05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建塔，建亭，还是建碑？

　　前不久，记者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彦涵艺术研究展”上结识了我国著名画家、现年92岁高龄的彦涵老先生，他曾经创作了《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向封建堡垒进军》等著名作品。此次展览，彦涵先生将自己的10幅作品捐献给了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

　　采访中记者偶然得知，彦老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者之一。然而，低调的他在过去的50多年里却很少向人提及这件事。为了解更多情况，记者展开了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采访。

　　来到北京，记者首先联系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殷双喜。殷双喜编写了《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一书，可以说，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他颇有发言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它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座塔还是一座亭子？”殷双喜介绍说，当时的设计者梁思成认为，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这个建议最终被设计小组接受。

　　为何建在天安门广场？

　　1949年9月30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和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碑文。下午6时，毛泽东亲自率领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址举行了奠基典礼。

　　殷双喜告诉记者，关于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地点，当时有多种意见。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但是更多人主张建在天安门广场。“最后，是周恩来总理提议，将纪念碑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他解释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景仰的地方。当时大多数人赞成这个意见。”

　　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要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因此碑体不能太小。考虑到天安门高33.7米，正阳门高40.96米，设计者最初将纪念碑的高度定为39米，实际建成的高度为37.94米。“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的。待纪念碑建成后，再根据它的中心位置，重新规划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的建筑，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殷双喜如是说。

　　纪念碑题词如何得来？

　　据介绍，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词是由毛主席亲手书写的。“当时毛主席共写了3幅字，他还捎口信说，要多请专家提意见，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选取一些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重写。”殷双喜说，“现在纪念碑上的八个大字，就是征求专家意见后，从三幅字中选取八个字重新编排而成的。”而那篇耳熟能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则是毛泽东起草、由周总理亲手书写的。

　　据了解，那时的周总理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自己挑选了最满意的一篇。他拿到工地，征求刘开渠的意见，诚恳地问：“怎么样？行不行？”刘开渠说：“以前只看到您的题词，还没有看到过您写这么多字、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

　　碑顶设计为何争论最多？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设计主要参照了中国的唐代石碑与清代石碑，碑顶设计在当时是最为困难、争论最多的一个部分，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开建后，到1954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内，工程进度缓慢。建筑师主张用“建筑顶”，即在纪念碑顶部建造一个古代常用的顶子。雕塑师则主张用“群像顶”。反对“建筑顶”的理由是“大屋顶”形象太古老，反对“群像顶”的理由是“在40米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雕像”。

　　一位参加过设计的工作人员回忆说：“直到1955年‘五一’劳动节游行的时候，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纪念碑的顶部问毛主席如何处理。当时顶部盖了一个如帽子状的屋顶，毛主席说‘就这样吧’，碑顶设计总算定了下来。”

　　建造纪念碑花了多少钱？

　　记者了解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的，经费有保证。有关工程的具体经费，据殷双喜介绍，1958年11月30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后半年多，兴建委员会做出了工程总决算。“总预算为人民币4282115.44元，总决算为4047797.57元。”

　　寻找鲜为人知的浮雕创作者
　

〔资料图片〕王临乙创作《五卅运动》

　　“纪念碑创作是集体的荣誉”

　　“张松鹤先生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殷双喜告诉记者，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画家和雕塑家中，如今只有曾祖韶、冯法祀和彦涵尚在人世。

　　3月25日下午3时30分，记者在天津美术学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彦涵老先生的家中。此时彦老正在书房进行创作，他的儿子彦东打趣道：“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脏老头，整天躲在屋里搞创作，弄得脏兮兮的。”彦老笑着让保姆沏上热茶，戴上助听器，和记者聊起人民英雄纪念碑。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一座缅怀为民族解放牺牲者的纪念碑，并在纪念碑下部装饰以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浮雕。1953年成立了纪念碑美术创作组，著名作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有两位，一位是雕刻家刘开渠，另一位就是彦涵。

　　“我被委以重任是有背景的。抗战爆发后，19岁的我考入国立杭州艺专，毅然投奔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有一次看到我的木刻，他赞赏说：‘刻得好，很有气势。’由于我打过仗，对人民军队有切身感受，郑振铎把我视为美术创作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刘开渠负责雕刻方面的组织工作，我负责画稿设计的组织与协调。”彦老回忆说。

　　记者从彦涵先生当年保留的历史记录中看到，8块浮雕的创作者分别是：1、《虎门销烟》画稿艾中信，雕刻曾祖韶，助手李祯祥；2、《太平天国》画稿李宗津，雕刻王丙召；3、《武昌起义》画稿董希文，雕刻傅天仇；4、《五四运动》画稿冯法祀，雕刻滑田友；5、《五卅运动》画稿吴作人，雕刻王临乙；6、《八一南昌起义》画稿王式廓，雕刻萧传玖；7、《抗日战争》画稿辛莽，雕刻张松鹤；8、《胜利渡长江》画稿彦涵、雕刻刘开渠。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绝对不是哪一个人所为，应当是集体的荣誉。”彦老说。

　　《胜利渡长江》三易其稿
　

〔资料图片〕刘开渠创作《胜利渡长江》



〔资料图片〕滑田友创作《五四运动》

　　由于彦老画过渡长江的油画，因此《胜利渡长江》的画稿便由他来设计。他从里屋拿出了珍藏至今的设计画稿：“稿子画了三遍，第一遍画的是战士头戴美式钢盔冲锋的场景，这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渡江战斗的情形，但考虑到群众对解放军的普遍印象，于是第二稿(现存连云港市彦涵美术馆)将战士们改为头戴布军帽，并且突出了指挥员以及划船民工的形象，后来纪念碑建设时采用了此稿。”

　　既然第二稿已被采用，为什么又画了第三稿呢？记者在第三稿上看到，上面的人物更多，画稿长度更长。原来彦涵当时希望把画稿修改得更完美，于是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又创作了浮雕的第三稿，此番设计又增加了一些战士的形象。但由于第三稿过长，不符合纪念碑高耸挺拔的设计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第二稿。

　　看着保存半个世纪的画稿，彦老平静而认真地对记者说：“我是人民的战士，经历了无数战斗的洗礼，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时常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在制作画稿的过程中，我是一直唱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的‘向前，向前，向前’来完成的，把握了它的精神实质。”彦老保存的《胜利渡长江》设计画稿，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就是《胜利渡长江》的设计者。

　　此外，《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殷双喜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走访了当年的许多作者，也证实彦涵老先生就是《胜利渡长江》浮雕真正的设计者。

　　石工也是幕后英雄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批石工对纪念碑浮雕的雕刻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彦涵先生所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包括来自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他们的祖辈都是从事石匠工作，这些人的功劳不能忘记。“他们是一批优秀的民间雕刻艺人，理应与画家、雕刻家一样，为历史所铭记。”

　　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对此往往记载不详。根据彦老的记录，记者了解到，负责浮雕石雕工艺的共有刘润芳、王二生、冉景文等28位石工。

　　这批石工长期从事中国民间雕刻，传统雕刻技艺很高，但对西方雕刻技术并不了解，也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人的风格不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刻制会产生不利影响。于是，在刘开渠的领导下，这些石工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培训。雕塑家们拿出自己的人像雕塑作品，让石工练习，由于浮雕所采用的汉白玉开采于北京房山，完整的大料不容易取得，为确保石料不被损毁，石工在练习人像雕塑的基础上，再进行纪念碑人物试刻。经过一年多的练习，石工们熟悉了从粗刻到细雕的方法，有力地保证了纪念碑浮雕石刻的完成，他们也在实践中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兼通东西方雕刻技术的优秀石雕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