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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传旭 原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一期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现在流传于世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被认为是王羲之的代表作。从它对后世书法的巨大影响来看，它的确不负“天下第一”的英名。但它传奇的身世、真本的失踪以及化一成千的传本，引起了无数的笔墨官司。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郭沫若、高二适等人围绕《兰亭序》真伪问题而争执不决。八十年代以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争论的文章和出土文字资料的报道，真伪之争仍在继续，有些文章因过多地纠缠于一些枝节问题，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偏离了问题的核心;有的文章甚至不顾事实，颠倒是非，“态度主观而颟顸”，“方法粗疏而武断”
[1]。
本人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解决《兰亭序》真伪的核心问题，如果能够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深入研究，才有利于澄清问题，解决问题。
一、关于《兰亭序》与王羲之书法之间的差距
王羲之兼擅各体，推陈出新，书法面目多样，从传世的摹本法帖看，可以说一帖有一帖之特点，无有雷同。《兰亭序》同样也有自身的风格特点，不同于王羲之其它传世的摹本法帖。也正是因为《兰亭序》与王羲之其它传世法帖之间存在着差距，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争论。坦率地说，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是论辨各方都看到的事实。如果说不存在差距的话，也就不会有争论了。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它们二者之间的差距，即这个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同书家之间差距。我认为这是《兰亭》真伪之争的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
要较为准确地判断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和《兰亭序》二者之间的差距，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是把能够代表王羲之面目的各种法帖和《兰亭序》进行直接的对比分析，然后再和王氏家族中其他书家的传世法帖摹本进行对比，以判定这个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同书家之间差距。由这样的比较所得到的证据，是“内证”。在此基础上，再恰当地参考“旁证”——文献资料以及近代以来出土的书法资料，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内证”不明，仅拿“旁证”讨论问题，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
在“内证”问题上，以启功、刘涛、徐利明诸位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为切实。
在“兰亭论辨”中，启功先生的结论暂且不论，其思路和方法是最为简明、清晰的：“回来再看今传的《兰亭帖》，无论神龙本或定武本，一律纯然是唐代风姿，不用拿《二爨碑》来衡量比较，即用《丧乱帖》、《姨母帖》、《奉橘帖》等等唐摹简札墨迹来看，风格也不相同。……从书法风格看，《兰亭》既与《丧乱》、《姨母》等帖不同，而《丧乱》、《姨母》等帖既保存了一定分量的王羲之风格，那么写《兰亭》的必定不是写《丧乱》、《姨母》等帖的人，就是必定不出于王羲之之手，可以说是毫无疑问。”[2]
徐利明和刘涛沿着这一思路，继续研究，分析对比更加具体细致。通过比较王羲之传世的各种临摹本墨迹，徐利明认为王羲之传世的各种临摹本墨迹之间书体不一样，书写时间有先有后，写法还有些差异，但“气息相通，用笔有鲜明的基本共同点”，而“《兰亭序帖》因很难进入这个大氛围之中而成为孤例。”得到的结论是：《兰亭》与王羲之之间的差距不是王羲之本人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异，而是不同书家之间差距。而且通过和王氏家族的书法进行对比，结果是“自东晋迄梁朝的王氏书家墨本几十帖”，都有共同的基本特点，而且“与王羲之用笔相一致”，“而《兰亭序帖》的用笔正与之相违背。”[3]结论是：《兰亭》不但与王羲之有很大的差距，也与东晋迄梁朝的王氏家族的书法特征有很大的差距。
刘涛首先比较分析了王羲之的各种摹本以及《十七帖》，认为“(诸帖)虽然书体不一样，书写时间有先有后，写法还有些差异，但是笔体的共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进一步把王羲之和《万岁通天帖》作了比较了，认为“自东晋迄梁朝的王氏书家墨本几十帖，笔画都有‘銛锐方硬，沉税厚重’的特点。这一迹象表明，东晋南朝王氏书家的字，是以厚重为宗尚，进而言之当时士族阶层的书风就是如此。”进而和《兰亭》比：“由王书的笔画特点来考察神龙本《兰亭》，我们发现起笔处常带有尖细的弯头，一些笔画映带牵丝不自然，有些笔画薄弱流滑，我认为，这正是神龙本《兰亭》‘失真’之处。帖中也有一些厚重或方硬的笔画，但‘沉稳’不足，或已失‘銛锐’。”[4]
以上诸位的分析，可以说非常直观简明地指出了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存在的差距。分析和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得到的证据是《兰亭》真伪之争最重要、最直接、最基本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是无法否认的。将来的研究，是如何使这些证据更加具体化，更加清晰、直观。
那么，如何解释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存在的差异呢?
在上世纪的“兰亭论辨”中，郭沫若一方的观点认为，王羲之和《兰亭》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是不同时代之间差距，《兰亭》系梁陈之后至隋唐之间人的伪作。但因为在其论证过程中，缺乏具体细致的分析，加之郭沫若在运用出土资料时，也存在以偏盖全的问题，使得其结论缺乏缜密性。
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人，基本上把造成差异的原因归结为一点：“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以及定武石刻本，皆属唐人辗转叠摹钩填，由于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神韵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5]
如果把原因仅仅简单的归结为“传摹临写过程中带入了后人的笔法而‘失真’”的话，是无法解释通的。矛盾在于：从现在能看到的王羲之以及王氏家族的众多唐摹本来看，当时摹写水平之高是大家都公认的，都认为是“下真迹一等”，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为什么一提到《兰亭》，就传摹失真，就过多的带有后人的笔法了呢?而《兰亭》是唐太宗如此费尽心血才得到的王羲之的代表作，“天下第一”，自然会让宫廷中最好的临摹高手如冯承素等来临摹，这些临摹高手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力争临摹得惟妙惟肖，这也不会有人怀疑。而这些临摹高手为什么偏偏把《兰亭》摹得如此失真，连其它一般的作品都不如?大家公认神龙本《兰亭》是最忠实于原作的本子，对于摹写得如何之精细入微，也有很多详细的描述[10]。但一讨论到它的真伪，有些人马上又认为它是榻手们辗转叠摹，间用我法，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最近，徐利明发展了徐邦达先生的观点：“《兰亭序帖》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之失真严重。”他“推测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是隋末唐初人的临本，它距一神龙本兰亭序帖不远，与智永书法尚有明显的距离，而与王羲之真迹的差距则更远。”而真本《兰亭》“应具有与王羲之及其家族诸人的种种尺牍传本墨迹所共有的书法用笔的基本特征，不能脱离这一风气范围和笔法模式。”[6]可以说徐利明在研究中循着正确的方法，也看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自己的方法和思路，没能走出摹本近真失真的老路。
在郭沫若等人的“兰亭论辨”中，有无“隶书笔意”成了争论的焦点问题。[7]由于对“隶书笔意”理解的不同、标准的不同，所得结论就不同，甚至相反。
以后陆续发表的文章，又纠缠于刻手与写手问题、当时所用字体问题、出土资料的运用等问题上，思路纷杂，离核心问题越来越远。重新回到争论的起点，辨明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
我认为，首先应当充分利用王羲之摹本法帖中那些没有争议的作品，以它们作为标尺，对现在传世的各种王羲之作品进行全面的清理、比较、分析，使得王羲之书法的面目更加直观、清晰，更加接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为进一步地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数学家哥德尔对数理逻辑学发展的反思发人深省：“许多朕兆只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初始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澄清，皮亚诺等人(根据莱布尼茨的论断)希望数理逻辑会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数学提供方便，犹如十进制数系为数值计算提供方便一样，数理逻辑至今远远落在他们的高期望后面。看来有理由怀疑，正是对基础的理解不完备要对这个事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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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临河序》与《兰亭序》在文献方面的差距
《兰亭序》真伪之争的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解释《临河序》与《兰亭序》在文献方面的差距。
关于《兰亭序》的最早记载见于梁代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梁人刘孝标为之作注时，引文用的是《临河叙》。而《临河叙》与现传的《兰亭序》在文字上有很大的出入：现传《兰亭序》比《临河叙》多出“夫人之相与”一段一百六十七字，而《临河叙》全文只有一百五十三字，字数多出一倍以上;现传《兰亭序》比《临河叙》少“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一段四十字。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差距成为《兰亭序》真伪之争的焦点之一。
〈一〉、如何解释《临河序》多出《兰亭序》的四十字
围绕刘孝标所引《临河叙》多出现传《兰亭序》四十字，在上世纪的“兰亭论辨”中，双方都对此作出了解释。
认为现传《兰亭序》为伪托的一方，其主要观点是：《世说新语·企羡篇》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
刘孝标作注所引《临河叙》正是为此而作的进一步说明补充。而《金谷诗序》与刘孝标所引《临河叙》不但篇幅相当，而且《临河叙》多出《兰亭序》的四十字也与《金谷诗序》体例一致。《世说新语》注引的文章或经删节，人们并无异议，但《临河叙》多出现传《兰亭序》之四十字，则是“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9]。由此证明现传《兰亭序》为伪托。
认为现传《兰亭序》为真的一方，其观点认为：注家对前人的文章既可删节，也可增添。高二适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以《世说新语·自新篇》“戴渊少时游侠”条刘孝标作注所引“陆机本集”为例，说明“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
而高二适所举的这个例子，郭沫若等人在反驳中认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10]。另有人根据这多出的四十字的内容，认为是“属于附记性质，在正文中可录可不录。”[11]猜想不可谓没有道理，然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关于注家增删前人文章的问题，注家在作注时删节前人的文章，人们并无异议。而增添前人文章的情况则和删节不同，的确有些注家在注书时并没核对原文而凭自己的记忆来作注，甚至有所润色，但也仅仅限于字句间的不同，象《临河叙》这样多出四十字的例子，甚为罕见。尽管有人支持高二适的观点，但除了高二适所举的那个不成立的例子之外，至今也没有人举出另外的例子来。
〈二〉、如何解释《兰亭序》多出《临河序》的部分
现传《兰亭序》比《临河叙》多出的“夫人之相与”一段一百六十七字，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如何理解这段文字的思想内容与王羲之思想以及当时思想背景的关系;二是这段文字的所表达的情绪与当时兰亭雅集的整体氛围的关系。
关于“夫人之相与”一段的思想内容与王羲之思想以及当时思想背景的关系，因为牵扯到思想问题，情况复杂，头绪繁多，是争辩双方都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
简单概括双方的主要观点：一方认为这一段文字的思想，尤其是“固知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明显反对庄子的思想，既不合于王羲之晚年的思想，也不合于“晋人喜述老庄”的时代背景。而另一方则认为不论是王羲之本人的思想还是当时的时代思想，都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夫人之相与”一段的思想内容正反映了王羲之以及当时思想界的这种复杂的真实情况，这一段文字，是文章的精彩之处，也是文章的精华所在。
关于这段文字的所表达的情绪与当时兰亭雅集的整体氛围的关系。一方认为，这一段文字情绪悲观，与文章前段情绪不合，也与现存“兰亭诗”的整体氛围相悖。而除去这一段之外，《兰亭序》其余部分的文字既与《临河叙》的情绪相一致，也与“兰亭诗”中的情绪相统一。另一方则认为文章中情感的起伏变化属于正常情况，而且诗与序是先后所作，情感不同，不难理解。
综合双方的意见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尽管双方推测都有言之成理之处，……但只靠推测，而无有力的证据，最终还是不能定案。”[12]
如何理解王羲之晚年的思想，如何准确理解《兰亭序》的思想与王羲之思想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在争辩过程中，双方都注意到兰亭诗，也都拿兰亭诗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如何理解兰亭诗以及王羲之所作兰亭诗的思想内容，似乎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13]。
到目前为止，争辨双方都很难在文献上发现有力的直接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以现有的文献不足以能够说服对方，那么，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还是从文献出发，成为艺术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首要选择。从前人的这些研究与论辨当中，使我们认识到：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对于历史感的把握，即艺术作品在艺术史中的准确定位：首先是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文献考证出发。
--- 相关资料 ---
现代·张传旭（1967年-）
张传旭，男，1967年11月生，山东莒南人，山东省第一位书法专业博士，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羲之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1996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从师于欧阳中石教授，1999年获书法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获博士学位。2004年，进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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