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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真伪论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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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篇冠绝古今的书法剧迹，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自唐以来，围绕这一剧迹的真伪，时有聚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论辨，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甚大。
一、兰亭序论辨起因和过程
一九五八年以后，在南京、镇江等地出土了不少墓志，其中有五块墓志属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至穆帝升平元年（358年），正当王羲之的壮年和暮年。这些墓志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在沉寂多年的书法界引起震荡。其中《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尤为引人注目，并引发了中国当代书法史上著名的《兰亭序》论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由郭沫若署名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在《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上发表，后又在《光明日报》上连载。郭文所说的“王、谢”即王兴之和谢鲲。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是王羲之的叔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等都是朋友。谢鲲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是王羲之两个叔父王廙、王彬的同龄人。他们的墓志均为刀凿的隶书体，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完全不一样。因此，郭沫若认为《兰亭序》的可靠性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来”。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的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合王羲之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郭沫若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欣寺和尚。
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阮元、李文田和包世臣等早就提出来了。但由于缺乏资料，无从争议。现在有“王、谢”墓志的出土，郭沫若认为“李文田的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王羲之真迹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
郭沫若的“依托说”，不仅直接指向《兰亭序》的不真，而且还意味着凡属唐摹宋刻王羲之的书迹皆为伪，由此对汉魏两晋六百年的书史提出异议，六朝至隋唐以下的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
沫若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又鉴于郭沫若在学术界的影响，一时学界缄口不语。
但仍有人大胆地提出质疑。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并进行了辩驳。高二适引证有关文献资料和法帖资料，从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驳议，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先将文章寄给报刊，但未被刊用。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章士钊写信将文章转呈毛泽东主席。
章士钊致毛泽东的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此籍叩。
政绥
章士钊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经一夜审阅，翌日即七月十八日复信章士钊，信中有云：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信发出五天以后，七月二十三日，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
高二适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讨论的扩大。《文物》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郭沫若、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人的文章，拥郭反高。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有个别学人著文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如严北溟、唐风等。一九六六年春，广东的商承撰文《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从字体演变的角度，论述隶、行、草、楷等书体的发生、发展、成熟过程，驳郭文之误。因刊登在《中山大学学报》上，更因“文化大革命”在即，论辨难以为继。“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于一九七二年，在《文物》第二期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残卷字迹“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称一九六五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批驳了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非伪的观点。此时，章士钊已九十二岁高龄，请高二适代写反驳文章，终因政治环境不允许而作罢。一九七三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序论辨》一书，将郭沫若等十余篇主伪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上册，将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三人主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下册，旨在总结此场论辨。
二、兰亭序论辨观点
郭沫若等主张《兰亭序》为伪的观点大致有：
（一）南朝梁代以前文献，未见今传《兰亭序》文。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梁武帝和陶弘景多次论书中亦未提到。只有《世说新语》注文中收入《临河序》，故疑《兰亭序》即是《临河序》，今传的《兰亭序》是后人伪托。
（二）《兰亭序》既为仿石崇的《金谷诗序》，两者字数应相差不多。今传《兰亭序》字数多出一百六十七字，是《金谷诗序》的一倍。而《临河序》的字数恰与《金谷诗序》相当。所以《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之理。
（三）《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本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悲得太没有道理”。再说也不合王羲之的性格，他“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象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四）字的时代风格与现在见到的晋代碑刻和出土的墨迹不合。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
（五）梁武帝《书评》说“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但《兰亭序》的字势，却丝毫也没有雄强的味道”。唐人韩愈、张怀NF146、清人包世臣对王羲之的字，“批评是相当严峻的，和梁武帝的《书评》恰恰相反。这就表明：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六）“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这就是依托的相对年代”。郭氏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
智永是陈代永欣寺僧，系王氏后裔，能文善书。“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七）《兰亭序》第一行“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癸丑”两字系填补而成，且经过添改。这足以证明《兰亭序》决不是王羲之写的。
（八）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写的稿本，它不是临摹本或者“响拓本”。
（九）《三国志》的晋写本既是隶书体，则其它一切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凡属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体，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
（十）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又为《兰亭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看来是已经解决了。
（十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乃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十二）
何谓“隶书笔意”？“隶书笔意”是指秦汉隶书特别是汉隶的笔法。“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形成所谓“蚕头”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写经书，虽已收锋，仍用方笔；凡一点一划、一起一收，笔锋在纸绢等上转折如画三角形。这样的用笔法，就是所谓隶书笔意。”晋代的书法处于隶书阶段。
商承祚、高二适等主张《兰亭序》为真的观点大致有：
（一）梁代以前文献未见收录，并不能证明《兰亭序》的不存在。《世说新语》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已正式提到《兰亭序》的名称，注文又说是《临河序》。以后又称《兰亭诗序》、《兰亭记》、《修禊序》、《曲水序》、《兰亭文》、《禊饮序》、《禊帖》等等。如果本有原题，后人不会任意为之改易。不论是刘义庆所称《兰亭序》，还是刘峻（孝标）注的《临河序》，“两者皆为晋人不同的命名，二刘以所见的抄本标目各异，也就入录不同，故不能是说《兰亭序》为后人伪托”
。用《兰亭序》的早出晚出，作为真伪的绝对根据，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姨母帖》是王方庆进与武则天的王氏家族十帖之一，时间后于《兰亭序》三百六十余年，是知晚出并不能证明其物之无。
（二） 《兰亭序》 仿《金谷诗序》不能从形式上做机械的对应类比。刘峻注文中《临河序》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一段三十九字，属于《序》的附记，在正文中可录可不录。赋诗者二十六人因不入正文，故于议论后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表明各人的诗及作者姓名另有附记；不能赋诗受罚者有十五人，更无关宏旨。《兰亭序》较刘峻所引《临河序》多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一段，一百六十七字，是《兰亭序》的精华所在，正是可以“敌”过石崇之处，所以说右军“甚有欣色”。这是模仿的创造。不存在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现象。注家删节了右军之文（如赋诗者、罚酒者三十九字），并未增加右军之文。
（三）《兰亭序》中“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正是右军文采和情怀的写照。羲之思想杂糅儒、释、道三家。从羲之的言行表现，不足以说明他是“一死生、齐彭殇”的信徒，反而证明其性格充满着许多矛盾，即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旷达，又心胸狭隘（初时对王述傲慢，后由妒忌而誓墓不仕）。“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时，就“快然自足”；当其“所之既，情随事迁”时，又不免感伤悲怀。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矛盾。羲之的《兰亭序》反映出自己乐极生悲中的苦闷、彷徨，自然容易引起时人的共鸣，故及其文一出，便转相传诵，风靡一时。修禊同游者孙绰，其诗有“忘味在闻韶”的达观语句。但在他的《兰亭后序》中却出现“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前后心情判若两人，难道可以说这篇《后序》亦是后人所依托？
（四）郭文中引用前人评语，说明王羲之最善草隶、隶书、章草，未脱隶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根据历代书评，称晋人之草虽然有时指章草，但更多的是指今草。唐以后所说的草，则包括今草以及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唐张怀列王羲之所善之草，可知确指今草。所以，王羲之最擅长的不是章草和隶草，而是今草和楷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行书。郭文把王、谢墓志的书体和王羲之的书法风格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恰当？将《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有必要？《王兴之夫妇墓志》等既非出自好手所书，而刻工又极粗劣，很难说它在书法史上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它的出土，只是证明：①当时对墓志的书法并不重视，就是“书法世家”王、谢家族也是如此；②东晋墓志的通用书体，有的是隶书，有的是隶楷，各体皆有。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去认识书法的发展。上层的书法和民间书法有一定距离，砖刻主要由陶工所书，是民间书法的一种，要想用晋砖文字来窥探书家多种笔法，事实上是有困难的；欲以晋砖和墓志衡量书家的一切书法，此路是难以行得通的。
（五）郭氏说梁武帝《书评》称王右军，“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而在《兰亭序》中，却没有雄强的味道。这里，涉及艺术欣赏问题，也关乎对王羲之的评价问题，还有个辗转叠摹效果问题。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王羲之改革了传统的程式笔法，使其丰富多彩，避免了千篇一律。对此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笔划和线条的差异，不能把艺术概念和科学概念等同起来。《兰亭序帖》，是王羲之所书，但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还是定武刻本，皆属唐人辗转叠摹钩填，由于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的神韵逐渐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羲之书法的体态和面貌，不同于“向壁虚造”。《丧乱帖》等因未经多次转摹填廓，故《兰亭序帖》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有的基本相似，而又稍有不同。所以，不能轻易肯定《兰亭序帖》为伪作。
（六）郭氏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依托”，而今存神龙本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这个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是“想当然”的说法。郭文虽曾提到“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在哪里。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千字文》比对，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多骨，后者胜于肉，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隋炀帝评智永书谓“得右军之肉”，这贬辞是不无见地的。今人如果肯定神龙本是智永所书，那末，他的《千字文》就无一真本，同样是“依托”的了。
郭氏两次提到前人称智永临写过《兰亭序》，还有刻石，郭氏说：“虽然没有把真象透露出来，但智永和《兰亭》有密切关联是很明显的。我估计，智永写《兰亭》应该不只一本，象他写的《千字文》存八百多本的一样，故旁观者以为他在“临写”而已。”果真像郭氏说的这样“大量生产”，何以下及唐太宗时，才半个世纪左右，而仅有一本《兰亭序帖》传世，稀如“凤毛麟角”呢？
姑且缩小一下数字，算它一百本，其余九十九本未露，到哪里去了？
这不但无以证明《兰亭序帖》是智永所为，反而证实了智永不仅见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真迹，而且曾存留在他的手里。
（七）“隶书笔意”，是讨论《兰亭序帖》真伪中突出的一个问题。郭氏的说法虽明白具体，但如仔细分析一下，其中实包括两种笔法在内：一是下笔藏锋，落笔不收锋的汉隶挑法；一是无波挑而起止收锋的所谓方笔。没有残余隶笔，而谓之有隶书笔意，必须以具有隶笔的形态为前提，因隶书笔意是隶笔表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十七帖》用上述笔法和总体性准则来衡量，都体会不出它有隶书笔意。《十七帖》属于今草而不属于章法。郭氏谓东晋时代的书法仍处于隶书阶段，当时的人们不能写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能符合实际情况吗？
一种新事物在取得显著地位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每每是在“旧时代”里完成的，如认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不在“隶书时代”出现，那不是只能在楷书时代出现了么？
东晋社会使用的书体，具隶法的多见于砖、石刻文或写经书，少见于行、草书，所以不能肯定东晋是隶书时代。
（八）唐太宗父子书法，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太宗收藏《兰亭》，又亲自为《王羲之传》写赞文。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穷年累月访求王帖，二十多年始完成这项工作，其认真、细致为大家所公认。所集之字，书法风格基本一致，前人已有定评。其中“集”字，神龙本约二十多个，则怀仁所据的字帖不是出于智永一手，也只能是智永以后的人再仿神龙本的书法风格而“依托”的“伪中之伪”，则怀仁集智永之书，就成了“集再伪做之大成”。
三、兰亭序论辨余绪
这次《兰亭》论辨虽就真伪问题意见对立，相持不下，但双方在有关《兰亭序帖》的艺术价值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的评价上，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
郭沫若连续几次说到这个问题。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说：“我在这里要作一次交代：我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这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书法价值；也并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认《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本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在《〈驳议〉的商讨》中又说：“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五年以后，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中再一次说：“不过，《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并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文》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千百年来，作为书圣，王羲之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一直是书法家们必学的范本，大量地被临摹、传拓，化身千万，就像是有了独立的生命力，与东晋以来的中国书法史相始终。不仅如此，《兰亭序》对中国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邻邦日本、韩国等国的书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论辨的几位主将，在此后不久相继谢世，论辨也随即落幕。但关于《兰亭序论辨》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它将从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兰亭”研究更深刻的学术意义，从而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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