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凡四卷九篇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乃颜之乱，是元世祖后期东部蒙古诸王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叛。大汗忽必烈曾亲自率领数十万大军征讨并平息了这次反叛。当时，马可波罗恰好滞留于中国境内。十年后，在口述而成的天下奇书《寰宇记》中，马可波罗对乃颜叛乱，曾以六七千言的的篇幅予以详细记录和描述。与国内外其他史籍记载相比，马可波罗《寰宇记》避免了局部片段描述和失载较多等缺陷，所记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准确，价值相当高。它为人们弄清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趣和不可多得的史料依据。兹撮其要点，对照相关的汉文及波斯文记载，试作考释和阐发。

　　（一）关于乃颜反叛缘起和忽必烈调集军队

　　关于乃颜的身世和反叛缘起，《寰宇记》说；“……这里有一位乃颜，是忽必烈汗的叔父，年幼时候他承嗣做许多地方与省域的君主和主人。所以他能够聚集四十万的骑兵。他的祖先以前曾为大可汗的陪臣，所以他也是大可汗的臣属。但是如我所说，他是一个少年，只有三十岁，即见自己是诸域之王，同时能聚集四十万的骑兵，所以他就宣布说，他将不再为大可汗之陪臣。在他能做到的范围之内，他将委实禠夺他的君位。所以乃颜遣使到海都处。因为海都是一位大而有力的君主。他是大可汗的侄子，但是他也反抗大可汗，并十分痛恨他。乃颜告诉他，叫他起兵从一方面攻大可汗，目的在夺取他的领土和君位。他自己从另一方面同时进攻。海都回复说，他是十二分的愿意，并且允许准备人马，在指定的时候，预备进攻大可汗” 。多数学者认为，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失儿不海或阿术鲁之子 。乃颜和忽必烈的确是叔侄关系，但他比起成吉思汗嫡孙的忽必烈，至少低一辈。忽必烈应是叔叔，乃颜才是侄子。马可波罗显然是把二者孰叔孰侄的关系弄颠倒了。作为来华的意大利人，知道二者是叔侄关系已经不容易了，出现这样的差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祖辈年齿幼和如今辈分低的缘故，有关乃颜“少年”，“只有三十岁”的说法，倒是合乎逻辑的。王恽《东征诗》曰：“远接强弩末，近　乳臭婴” ，亦可为证。至于乃颜与海都相互勾结，两面夹攻大汗忽必烈，穆尔、伯希和英译本转引VB本还云：“……乃颜和海都定下了会合的日子，并且同意尽可能秘密地准备，聚集骑兵和步兵进攻大汗。他们同意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对大汗的土地进行突然袭击。这样，乃颜聚集了四十万骑兵，在指定的时间来到指定地点，等待海都” 。拉施特《史集》也可以引以为证。该书说：“斡赤那颜之孙、塔察儿那颜之后王乃颜那颜及移相哥阿合之某后王与其他宗王谋叛于合罕，并曾前往与海都及笃哇结合” 。可见，马可波罗此项记述不仅较为详细，而且基本属实。对乃颜反叛的原因，拉施特《史集》未曾明言。穆尔、伯希和英译本除了说乃颜因实力强大而傲慢，不愿臣属于大汗外，又言其“害怕大汗夺走他的权力”。后一种说法是持之有故的。世祖朝中期以后元廷与乃颜等东道诸王有关领民和属地权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元史？世祖本纪十》所载：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强行调发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鹰房采金等户充当造船工役，就是大汗削夺其权力的具体措施。马可波罗还说，忽必烈成为大汗（君主）以后，只亲征过一次，即是1286年的征讨乃颜。征讨结束后，忽必烈11月返回汗八里（大都） 。按，忽必烈登上汗位后，亲征实际有两次，第一次是中统元年（1260年）亲自征讨同母弟阿里不哥，第二次即征讨乃颜。马可波罗本人自1275年到1291年在华滞留十七年间，亲身经历过的只有后一次征讨乃颜。马可波罗仅记载后一次而漏记前一次，虽然是个遗憾，但可以从反面证明：后一次征讨乃颜，是他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另，乃颜之乱及平定的时间，不是1286年，应为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这当是马可波罗单凭头脑记忆而发生的年次错误。至于忽必烈十一月返回汗八里的说法，这里说的十一月估计是西历，相当于农历十月。以西历记忆在华期间所发生事件的月份，似乎成了马可波罗的思维定式 。《元史世祖本纪》缺载忽必烈回大都的具体时间，仅言农历八月乙丑还上都。平时，忽必烈每年两都巡幸，回到大都的时间，通常是农历八月到十月之间。因乃颜之乱尚未完全平息，八月忽必烈回到上都以后再停留两个月，就近继续部署用兵事宜，也是必要的。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西历十一月返回汗八里之说，大抵可信。在谈到忽必烈汗调集军队准备征讨时，马可波罗说：“当大可汗听到这个消息，他一点也不心惊，仍旧象以往的聪明和勇敢，去准备他的人马。他宣誓说，假若他不能得胜而去处死那两个不忠的叛逆，他将不要再戴皇冠或去保守他的领土了。于是他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因此使他们不得而知他的计划。同时他立刻命令那些住在距汗八里十天路程以内的居民，要赶快聚在一起。你们要知道，他在二十二天里头，把一切准备好了。做得极其秘密，除去御前会议的人以外，竟没有一人知道他的工作。他聚集了不下三十六万骑兵和十万步兵。他召集如此小的兵力，因为他只召集了他身边左右军队的原故。他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势力浩大，全都在很远处去从戎，目的在征服各方……他召集的这三十六万骑兵不过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 。关于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汉文史料中没有正面记载，但《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言，至元二十四年四月“是月，诸王乃颜反”；五月壬寅“帝自将征乃颜，发上都”。 五月壬寅，即农历五月十二。而本纪中载“乃颜反”的“是月”之前日期为甲戌，此甲戌即四月十四。也就是说，忽必烈得知乃颜反叛的时间大约是四月十四以后。由此到忽必烈发兵上都的农历五月十二，恰恰是二十多天。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的记载，是信实而弥足珍贵的。马可波罗还提到，知晓忽必烈秘密调军备战工作的，唯有“御前会议”的与会人员。“御前会议”，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作privy council。蒙元帝国没有正规的御前会议，与其相类似的倒有元世祖以降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臣及部分亲近宿卫士参加的御前奏闻会议。元朝时期，重大军国事务大都由这一御前奏闻会议决定。此次征讨叛王乃颜，当然不例外。另，英文privy council一词，在英国即为英王御用顾问机关枢密院，元朝时期也有“节制调度”军队的枢密院。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中的privy council，亦可译作“枢密院”。尽管有上述译义的差别，马可波罗有关“御前会议”或“枢密院”与闻秘密调兵的说法，完全符合元朝的制度，故也是可信的。马可波罗本人不太可能亲自参加这类“御前会议” 或“枢密院”，以上秘密调军备战的情况，估计也是事后从某些与会人员处听到的。对忽必烈征讨乃颜之前那段调军备战的记载，远远详于汉文史书，又可以从侧面说明所载大多是马可波罗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当时马可波罗本人或许就在大汗驻跸之地元上都。忽必烈所调军队多达四十六万的数字，虽有一定的夸张 ，但所调军队来自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多数“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的说法，同样能够得到一些汉文史料的印证。忽必烈调集的首先是忙兀、兀鲁兀、札剌儿、弘吉剌、亦乞列思五投下军团。史称，忙兀部博罗欢主动向忽必烈请缨东征，忽必烈“赐介胄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诸侯兵以行” 。这里的“五诸侯兵”，即五投下军团。除忙兀部军外，弘吉剌部万户帖木儿率所部脱怜千户、不只儿等征乃颜屡立战功；兀鲁兀部的庆童“亦在军，虽病犹力战”。亦乞列思部忽怜、脱别台、札剌儿部硕德等也在出征之列 。按照博罗欢的说法，五投下的领地与民户，略多于乃颜等东道诸王，“惟征五诸侯兵”，足可以对付乃颜。此言虽有些过头，但五投下军团充任征乃颜的主力之一，是毋庸置疑的。翌年三月，亦乞列思、兀鲁兀、札剌亦儿等部探马赤军又奉命自懿州东征 。此探马赤军尽管是由上述五投下所抽调兵士混编的军团，但也在五投下军范围内。五投下军团的驻牧地，弘吉剌部以应昌路为中心，亦乞列思部以宁昌县为中心，札剌儿部、忙兀部和兀鲁兀部，则在辽阳行省西南部大宁路等处的草原地带。应昌路在上都东北三百里处，其他四投下的驻牧地也在距上都十日路程的范围内。所以，五投下军团大抵能归入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其次是诸卫汉军及怯薛军团。元初，汉军组成的侍卫亲军主要是左、右、中三卫，将领则以董文炳、李伯祐最为著名。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选平宋汉军精锐等增置前、后二卫，合为五卫侍卫亲军。董文炳之子董士选、董士秀相继担任前卫都指挥使。乃颜反叛后，忽必烈接受伯颜的建议，命董士选和李庭“将诸卫汉军，从帝亲征”。此“诸卫汉军”，有的场合又称作“汉人诸军”。当时在上都和大都附近驻戍的“汉人诸军”，大抵是五卫侍卫亲军。所以，“诸卫汉军”和“汉人诸军”，名异而实同。包括前卫在内的五卫侍卫亲军，估计都抽调精锐参与了从征乃颜。这也符合侍卫亲军“掌宿卫扈从……国有大事，则调度之”的职司 。另一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庆端也奉忽必烈“特敕”，率所部东宫侍卫军扈从征乃颜。王庆端年逾六十，“遇敌则披坚执锐，摧锋陷阵，驻跸则环车为垒，以备非常” 。此时的“诸卫汉军”及将领并不一定都是汉人，阿速人玉哇失就以前卫亲军都指挥使率所部阿速军充当征乃颜的先锋 。另，史书中虽未见到大汗怯薛军团从征乃颜的正面记载，怯薛宿卫士扈从亲征的却不乏见。如木华黎后裔脱脱以“直宿卫”，率家奴数十人从征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七月十六日，忽必烈车驾抵达合剌合河之际所颁的圣旨，仍然标有“安童怯薛第一日”的字样 。表明四怯薛军团是依照旧例扈从忽必烈亲征乃颜的。以上“诸卫汉军”和怯薛军团，似乎都可以归入大汗“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身边左右军队”之列。忽必烈“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之情节，亦能在汉文史籍中觅见相关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枢密句容武毅王》说，乃颜反叛后，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土土哈曾率所部为先锋，“急驱七昼夜，渡秃兀剌河”，抵达孛怯岭。秃兀剌河及孛怯岭的方位，均在哈剌和林的东北。尤其是孛怯岭仅距和林不足二百公里，恰恰是乃颜与海都之间的交通要冲和山岭险峻之处。马可波罗言其为“关口”，并无大错。稍有差异的是，土土哈之举并非奉忽必烈命令行事，而是“临事制宜”。其直接目的又是对付乃颜同党也不干的反叛，还在该地大败也不干。尽管有这些差异，土土哈所率钦察卫亲军的确发挥了切断乃颜与海都交通联系的实际作用。至于大汗未曾调动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主要用于驻守“契丹和蛮子境里各省”。 这里的“十二军”，似乎具体指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前元帝国在漠北、辽阳以外的地区所设的十多个行省及不隶属于行省的宣慰司都元帅府。例如江淮行省、福建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征东行省等。这时的行省及宣慰司都元帅府除了掌管民政和财政，已兼管兵戎，它们都相当于一个个军区。马可波罗所记的“十二军”，大体勾勒了世祖朝中期十余个大军区分戍的梗概。

　　（二）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激战

　　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激战，《寰宇记》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他命令他的占星家预卜他是否能够克服他的敌人，或是他比敌人占优势地位。他们告诉他，他定能把敌人自由处置。所以大可汗率领全队人马前进，经过二十天，到达一个大平原，乃颜和他的四十万骑军已经在那里住扎了……大可汗在四个象背上所负的小楼中，站在小山上，左右围以弓弩手。旌旗飘扬在他上面，旗上有日月形象，高插空中，所以各方面都能看见。这四只象都盖以极厚的熟牛皮，牛皮上面又盖着丝和金制的布。他的军队排列成三十队。每一队有一万人，全都带着弓箭。大可汗分自己的兵力为三组，两翼展开极长……在每队前面，有五百带弓和短矛的步兵……每当骑兵冲锋时，那步兵就跳到靠他最近的马的臀上，坐在骑兵的后面，两人共同前进。当马停止时，他们跳下马来，用他们的长矛去戮杀敌人的马……大汗确然如此排列他的人马成许多分队，去包围乃颜的营塞，要和他去决斗……以后就可以看到和听到许多乐器声音作起来（特别是那二弦的乐器，有最愉快的声音）也能听到许多喇叭的吹声，和许多高唱。因为你们必须知道鞑靼人的风俗如此……当他们已经摆布和排列成队伍，在去打仗以前，他们一定要等待领袖的鑵鼓声……当双方都预备充足后，大可汗的鑵鼓开始发出声来了。先在右翼，后到左翼。鑵鼓的声音开始发作，所有阻滞即刻停止，他们用弓箭、长矛、鎚矛和长枪（后者是很少的），冲上去厮杀。但是步兵都有强弩和许多其他武器……这战争开始，是非常残暴和凶猛。现在就可以看见箭的飞射，空中全充满了，好似雨的下降。现在又可以看到骑士和马倒在地上死了……奋勇战斗从早到午……最后，大汗得胜了。当乃颜和他的战士看到自己方面将不能再久支持了，于是他们开始逃遁。但是这也不能帮助他们什么。因为乃颜已被捉了。所有他的达官和臣民带着所有武器，全来投降大汗了” 。无独有偶，忽必烈让占星家预卜征乃颜战争胜负，在汉文史籍中也留下了同类记载。《松雪斋集》卷九《故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遥受中书右丞商议通政院事领太史院事靳公墓志铭》载，大名靳德进善占筮，以奉议大夫秘书监随从忽必烈征伐乃颜，“揆度日时，占候风云，刻期制胜”。“刻期制胜”，就是预测卜算战争胜负的意思。《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又云：“精于占候”的司天台提点岳铉，也奉命从征乃颜。全军的“屯行日时，营垒止作，乘机邀利”，都需要秉岳铉之命行事。与乃祖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对占星家甚为迷信。元初，刘秉忠之所以受到忽必烈特殊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占卜推步等方面的技能。岳铉就是刘秉忠举荐给忽必烈的。忽必烈让占星家预卜征乃颜战争胜负，不仅可以得到汉文史籍的有力印证，也符合忽必烈迷信占星术的习惯。以上与乃颜军队激战的许多情节，几乎和汉文及波斯文史籍如出一辙。如忽必烈乘象舆亲征，前揭《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云，忽必烈汗“亲御象舆以督战，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没料到“乃颜悉力攻象舆”。拉施特《史集》也说：“他（忽必烈）尽管关节酸痛，年老力衰，仍然坐在象背的轿子里出发了”。如忽必烈立于小山之上，《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载：“至元二十四年，（脱脱）从征乃颜，帝驻跸于山巅，旌旗蔽野”。 拉施特《史集》又说：“当接近了合罕军队溃逃的地方以后，载着轿子的象被赶到一个山丘顶上”。 如阵前飞箭如雨，《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云：“锋既交，两阵矢急射，几蔽天”。《元史？董士选传》也说：“乃颜军飞矢及乘舆前”。王恽亦有“嚣纷任使前，万矢飞搀枪”的诗句。如战争残酷和阵亡甚多，王恽诗又云：“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　。《元史？玉昔帖木儿传》则有“僵尸覆野”之说。又如两军阵前擂鼓为进攻号令，《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云：“鼓未作，候者报有隙可乘，脱脱即擐甲率家奴数十人疾驰击之”。《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载：“敌军千人，鼓譟以进”。 拉施特《史集》说：“擂起了大鼓……合罕的军队就去追赶他们” 。王恽诗也曰：“我师静而俟，衔枚听鼙声” 。有关马可波罗把阵前奏乐歌唱说成“鞑靼人的风俗”，我们注意到，《蒙古秘史》所描述的早期蒙古人的大小战争中，尚未见到阵前奏乐的事例。然而，阵前奏乐却见于世祖朝中叶的元军战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六《元帅张献武王》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崖山之战中，张弘范在总攻前夕“下令曰：‘……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乐作，宋人以为且宴，少懈”。这里的宋人，包括张世杰麾下的“淮兵”，张世杰本人又曾是汉世侯张柔的旧部 。既然连张世杰及其“淮兵”都不知奏乐为何意，所以肯定不是汉人军队风俗。阵前奏乐为蒙古人风俗之说，不无道理。关于骑兵、步兵联合作战，汉文记载又能和《寰宇记》相互补充、印证，共同揭示忽必烈对乃颜叛军作战方略所发生的变化。据说，忽必烈征调的蒙古骑兵并不算少，完全有力量用骑兵与乃颜叛军决一雌雄。但蒙古将校或与叛军相亲匿，“立马相向语，辄释仗不战，逡巡退却”。忽必烈对此深为忧虑。于是，采纳江南名士叶李“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的建议。忽必烈还把叶李的计谋宣谕将帅，命令他们认真实施 。史称李庭自请以汉军二万便宜破敌，未被忽必烈批准，后又奉命与玉昔帖木儿所将蒙古军“并进” 。后者估计就是叶李“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的具体落实。《寰宇记》所讲的骑兵、步兵的巧妙配合，也应本于叶李的建议。只是记述的更为详细、生动和有趣。需要解释的是，叶李所献蒙、汉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之策，与金朝中期常采用的“以步兵当先，精骑两翼之”的战术 ，极为相似。所以，伯颜奏准李庭、董士选“得以汉法战” ，也应该包括这种骑兵、步兵联合作战的方式。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叛军决战地点，《寰宇记》笼统地说，是在一大平原上。张泰湘等认为在撒儿都鲁 。伯希和也说，撒儿都鲁是双方作战的“主要战役” 。白寿彝《中国通史》则言决战地点在不里古都伯塔哈 。笔者以为，综合马可波罗《寰宇记》和汉文史籍等记载，这场决战应在哈剌河附近的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理由有三：第一，撒儿都鲁之战，先为元朝方面的都万户阇里铁木儿与乃颜部将黄海作战，后又是“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引起的战事。参加后一场战事的元朝军队，主要是李庭、董士选及玉哇失所率的“诸卫汉军”。李庭曾带伤引十壮士使用火炮夜袭敌营，董士选则“出步卒横击之”，充当前锋的前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玉哇失又率所部阿速军奉命出击。《世祖本纪》所言“遣前军败之” ，即谓前卫侍卫亲军的此项战绩。王恽《东征诗》中“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顷断兵接，天地为震惊”，当谓撒儿都鲁之战。概言之，撒儿都鲁之战，为忽必烈此番亲征中第一次规模较大的遭遇战，因其对忽必烈乘舆造成一时的威胁，故本纪中记载稍详。尽管如此，撒儿都鲁之战并非决战。第二，《寰宇记》说，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决战，是由突袭并包围位于大平原上的乃颜斡耳朵帐殿拉开序幕的。这里讲的两个情节很重要：一是决战战场地处平原，二是该地设有叛王乃颜的斡耳朵帐殿。据姚大力考订，注入贝尔湖的哈剌河（今哈拉哈河）流域坐落着乃颜的失剌斡耳朵，此处也是塔察儿领地的中心。其东不远处的大兴安岭西麓，即是后来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义为鹰山） 。哈剌河流域虽然海拔较高，但地势平坦。此地符合既为平原（严格地说，应是地势较平坦的高原），又有乃颜帐殿两个条件。元军先在失剌斡耳朵一带突袭成功，又追击至不里古都伯塔哈，才取得决战的胜利。故决战战场应由哈剌河流域失剌斡耳朵一带和大兴安岭西麓的不里古都伯塔哈组成。《元史》《洪福源传》和《玉哇失传》载：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洪万扈从忽必烈 “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真、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讨乃颜”；“追至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乃颜兵号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可以为证。王恽诗所云：“臣牢最忾敌，奋击不留行。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长驱抵牙帐，巢穴已自倾。彼狡不自缚，鼠窜逃余生。太傅（引者注：即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方穷追，适与叛卒迎。选锋不信宿，逆颈縻长缨……”也较完整地描述了双方在哈剌河附近的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激战的情景。“卯乌温都”，蒙古语谓“歹山”，具体方位暂无考。从王恽诗的叙述次序看，“卯乌温都”似为哈剌河流域的一座小山包，大体位于失剌斡耳朵以西。决战似乎自该地开始，然后向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延伸。而在自早到午白昼作战，激战之后乃颜军队放弃失剌斡耳朵逃遁等情节上，王恽《东征诗》和《寰宇记》的记述，惊人的一致。第三，如果说撒儿都鲁之战元朝方面投入的兵力只限于李庭、董士选及玉哇失所率的“诸卫汉军”的话，那么在哈剌河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的决战中所投入的军队，就将蒙古军主力包括在内了。《元史？李庭传》说，在击败进逼忽必烈乘舆的塔不带后，李庭及其所率“诸卫汉军”，是奉命“与月儿鲁蒙古军并进”的。前揭《寰宇记》中骑兵与步兵的协同作战，又可以看作对蒙古军、汉军“并进”的诠释。《洪福源传》中“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讨乃颜”，也是同样的意思。月儿鲁即太傅、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他在征讨乃颜中充当蒙古军“总戎”统帅 。这就意味着元朝方面把全部蒙古军主力连同“诸卫汉军”均投入这场决战中了。兵力投入最多，也是决战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关于决战的时间，马可波罗说，在出发后的二十天。依照《世祖本纪》的记录，这场决战应在忽必烈“车驾驻（干大利）〔于失剌〕斡鲁朵之地”的六月乙亥（十六日）之前。六月乙亥距上都出发之日是三十三天。如此看来，马可波罗的说法有误。然而，笔者推算，自上都启程到撒儿都鲁之地，恰恰用了二十天。马可波罗记述的，只是忽必烈亲征首次作战的时间。显然，马可波罗把撒儿都鲁之战与哈剌河失剌斡耳朵、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的决战混在一起记述，未作分辨。不过，他的二十天之说，就撒儿都鲁之战而言，又是信实的。关于《寰宇记》所载处死乃颜方式及其基督教信仰，姚大力已作了详细而精审的考订 。需要补充的是，据拉施特《史集》记载，成吉思汗之侄按只吉歹所封三千户蒙古军队中的相当部分是乃蛮人 。而在蒙古建国前，乃蛮人信奉的就是聂思脱里教。按只吉歹之子哈丹又恰恰积极参与了乃颜叛乱。鉴于此，马可波罗有关乃颜曾受洗礼，他的部众也多为基督徒等说法，大体可以相信。

　　（三） 关于忽必烈奖赏有功将士和牌符赐予晋升

　　《寰宇记》还谈到忽必烈奖赏平叛作战有功将士、牌符赐予和晋升等。这段平定乃颜之乱论功行赏的描述，对了解元帝国相关典制，也颇有参考价值。“至于那些有功于战争的人，统领百人的将官升为千人的领袖，统领千人的将官升为万人的领袖。如此类推，按照他们的等次，他赏给他们银杯和权威牌，好的盾甲，美丽的金银，珍珠和贵重宝石做的宝饰，以及马匹。还有，你们必须知道，百人的统领，有一个银牌，千人的领袖，有一个金牌，或镀银牌，万人的领袖，有一个金牌。牌上雕狮头。我将告诉你们那些牌的重量。那些统领百人或千人的牌重一百二十撒基。那些有狮头的重二百二十撒基。在所有的牌上全刻一道训令，说：“巍巍上帝和深仁的能力，他赐福给我们的皇帝，向大汗名字祝福。并叫那些违反他的，将被处死和消灭”。我更要告诉你们，那些得有奖牌的，也有一定的委任状。在那上面，他们各等级的责任，全记载下来……那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有三百撒基重的金牌一个。刻着如我上面告诉你们的字。在这些字的下面有一个狮子像。在狮子上面绘着日月形。另外，他们有他们的委任状，载明他们的号令和权力。此外，那些有尊荣牌子的人，每当骑马出门时，必定打着小伞在他们头上，以示他们的大权力。每当坐时，他们必定坐在一个银制的椅子上。大可汗并给这些人一个一个有鹰的牌子。这种牌子他给各达官可以使他们有着全权，甚至于如他自己一般。那些有了这样一个牌子的官，就可以要求任何一个大王的全军做为自己身护卫队。还有，假若有一个这样的达官要派遣一个人去传递消息，他可以随意借用一个国王的马去做这件事。我说‘一个国王的马’的意思，你们可以知道，就是他能够用任何人的马”。在汉文史籍中，忽必烈赏赐与乃颜作战有功人员的记载也比较多。如《元文类》卷五九《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说：“陈金银器延春阁，召东征诸侯王及公（博罗欢）至，将分赐之”。《元史》卷一一八《孛秃传》载：忽怜征乃颜功勋显著，“赐金一铤、银五铤”。 《元史》卷一三二《玉哇失传》云：“玉哇失陷阵力战……帝嘉其功，赐金带、只孙、钱币甚厚”。洪万也受到白金五十两、甲一袭等奖赏；塔出获赐的又有黄金、珠玑、锦衣、弓矢、鞍勒 。以上赏赐诸物几乎可以和马可波罗的说法逐条对应。有功将士的加官晋爵，事例颇多。洪君祥加辅国上将军，洪万授龙虎卫上将军、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李庭“以功加龙虎上将军，遥授中书省左丞”；弘吉剌部帖木儿以功封济宁郡王 。比较起来，马可波罗百户升千户，千户升万户的说法，与上述事例稍有出入。但是，后面“如此类推”四字很重要。表明马可波罗讲的主要是由低到高的此类晋升秩序。而蒙元军队和军官的基本层级就是万户、千户、百户。作为旅华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能够记住这种官秩秩序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不应苛求他能够弄清和牢记诸如辅国上将军、龙虎卫上将军、行省右丞等复杂官名。对这些复杂官名，恐怕当时元帝国治下的庶民百姓也不容易搞清楚。另外，弘吉剌部万户帖木儿在受封济宁郡王的同时，还得赐“白伞盖以宠之” 。这与马可波罗说的“每当骑马出门时，必定打着小伞在他们头上，以示他们的大权力”，几乎完全契合，如出一辙。按，贵族官宦骑马遮以伞盖，始于北魏。北齐以后，开始有了翟尾扇伞、青朱里、青伞碧里之类的等差。后世士庶多用青色伞盖 。至于“白伞盖”，估计出自蒙古人尚白的习俗。就是说，《寰宇记》和《元史？特薛禅传》彼此印证，相得益彰，共同昭示元代贵族官宦使用伞盖，多由皇帝赐予，此俗虽因袭中原古制，但又渗入了蒙古尚白之风。《寰宇记》对军官牌符制度的叙述，详尽而有意义，也可以和汉文相关史料参照印证。赵珙《蒙鞑备录》言，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官员已开始使用牌符，“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稍后，《黑鞑事略》徐霆疏也说：“鞑人止有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是证在蒙古四大汗时期已经实行了牌符三等级制度。另据《元史？兵志一》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三月，朝廷“更定虎符”，在此前后确定“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 。这种万户、千户、百户递次使用金虎符、金符、银符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说法毫无二致。然而，详细比较，《元史？兵志》与《寰宇记》又有两点差异：一是《元史？兵志》讲到金虎符“首为明珠”及三珠、二珠、一珠等第，《寰宇记》仅言“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的金牌重量，高出一般万户长八十撒基。二是《元史？兵志》称“万户佩金虎符”，《寰宇记》则云狮头金牌。第一点差异，出于马可波罗没有完全弄清蒙古万户金虎符三等第的详细情况。第二点差异又是由不同民族间语言翻译或假借中的讹误所造成的。马可波罗虽然寓居中国十七年，但他不懂汉语，对蒙古语也所知无多，通晓的只是元朝官方之一波斯语。古波斯语中，sir一词既指狮，又指虎。当时来华的波斯人已依中国老虎数量多且为百兽之王的习惯，一般训sir一词作虎。可马可波罗却没有入乡随俗，依然将sir一词训作狮。这样他就把虎头牌误称作狮头牌了 。马可波罗所记牌符上的“训令”，也与汉文史料和某些文物上的镌刻，大同小异，十分接近。《蒙鞑备录》所载“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和“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等语，和前引“巍巍上帝和深仁的能力，他赐福给我们的皇帝，向大汗名字祝福。并叫那些违反他的，将被处死和消灭”的训令，意思大体一致。我们注意到，俄国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均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快银质金字长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又均是“在永恒的天的力量下，皇帝的名字是神圣的；若谁不从要问罪，以至死罪” 。又，郑思肖《大义略叙》云：“受伪爵人，腰插金牌，长尺余，阔三寸，番书伪爵姓名，凿识牌上。双虎头金牌爵为重，小爵则授银牌” 。据此，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块银质金字长牌，颇像是表示军官的等级的牌符。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则像是驿站使臣用牌符。而这两种牌符上所镌刻的文字与马可波罗所记训令，惊人的相似。《寰宇记》还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两次离华前夕曾获得三枚驿站用的金牌圣旨 。或许马可波罗还在西域友人的帮助下，熟知并牢记牌面上训令的字句内容了。概言之，马可波罗有关牌符及训令的记述，丰富了人们对元代上述典制的认识，还可以看作是他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 。通常，人们多半会依照《元史？兵志》，以为万户、千户等军官只佩带牌符。《寰宇记》关于牌符之外又持有载明其权力责任的委任状的说法，可以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事实上，元朝时期军官除获授牌符表示基本等级外，还有体现品秩的散官和具体职务授予。后二者无法用牌符表示，只能藉宣、敕等委任状。如完者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授信武将军、管军总管、高邮军达鲁花赤，佩虎符；十六年（1279年）授昭勇大将军，迁管军万户。步鲁合答至元八年（1271年）“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至元二十一年后，赐金虎符，授怀远大将军、云南万户府达鲁花赤。玉哇失先为阿速军千户，若干年后改赐金虎符，进定远大将军、前卫亲军都指挥使 。这里，步鲁合答“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的史实，很重要。元制，“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 。管军千户为正五品，恰在“以制命之”的宣授范围。因此，所谓“制授”，就是宣授。是证万户、千户、百户等军官同样实行“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的制度，宣命和敕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委任状。《寰宇记》在军官另持委任状方面，可以再次补充汉文史书记载的不足。《寰宇记》提到的“有鹰的牌子”，实际指谓元初驿站用牌符之一海青牌，又称海青符。此牌为圆形，因牌面上铸有海东青鹰的图样而得名。马可波罗称其为“有鹰的牌子”，非常符合它的形体特征。海青牌主要用于使者驰驿通报紧急军情，如中统三年（1262年）平定李璮之乱期间，元廷特意下令“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晋山至望云立海青驿” ，专供持海青牌使者驰报军情。海青牌颁给统领大军的将帅，供其派遣急使使用。一般达官不能享受此种权力。从上下文意思看，马可波罗所言的鹰牌的获赐者，也主要是“那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悬带海青牌的使者可享用取便道，随时更换马匹和供给食粮等待遇。还常常发生“于过往客旅庄农百姓人等处夺要，拽车牵船，骑坐头匹” 。需要说明的是，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元廷已将原海青牌上的海青图样改铸为八思巴蒙古字，并下令依数倒换 。新式金、银字圆牌大约启用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然至元十八年（ 1281年）仍有使用海青牌的零星记载 。马可波罗在华期间，恰恰是海青牌更换和废止之际。他特意把海青牌这一已经废止的典制记述下来，很可能是出于新奇或对该牌的形制印象较深。

　　（四）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刍议

　　在逐项考订马可波罗有关乃颜之乱的记述之后，这里不妨作一番整体上的评论。

　　综观国内外史籍对乃颜之乱的记载，《元史》本纪和《史集》仅记其大事梗概，其他多半散见于参与平叛作战将士的碑传中，而且或为片言只语，或为侧重于传主事迹的局部性描述。《元史纪事本末》《北方诸王之乱》荟萃纪传相关史料于一篇，也失载较多，很不完整。相形之下，马可波罗的记述不仅篇幅数倍于《元史纪事本末》，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诸如乃颜与海都暗中勾结，忽必烈用占星家预卜胜负，乘象舆亲征，擂鼓为进攻号令，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递次佩狮（虎）头牌、金牌、银牌，鹰牌及白伞盖赏赐使用等等，都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诸如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唯御前会议人员预闻，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乃颜之死及信奉基督教，军官佩牌符外另有委任状等等，又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经考订大抵属实。而在忽必烈与乃颜的叔侄关系，忽必烈仅亲征一次，双方四十万、四十六万的军队数，虎头牌讹作狮头牌等，又是《寰宇记》错误或夸张之处。总之，《寰宇记》关于乃颜之乱的记述，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地方又不十分准确。这也难怪，因为《寰宇记》毕竟不是正规史书，而只是一部旅行记。尽管如此，马可波罗还是提供了乃颜之乱方面的重要史料，有些价值还相当高。《寰宇记》及其对乃颜之乱的记载，绝非道听途说所能完成，其抄自于波斯等地的导游手册的说法也近于荒诞。还需要说明，马可波罗对乃颜之乱记述得如此详尽细致，生动精彩，摈除其渲染夸张的因素，人们就能得出这样的认识：马可波罗的确是身临其境而记其事，马可波罗本人极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参与了征乃颜之战。这一点马可波罗虽然在《寰宇记》中没有正面提到，但前述那些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的诸情节，尤其是那些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且经考订大抵属实的情节，都是颇有说服力的见证。另据陈得芝教授的考证，马可波罗奉命到杭州视察岁课时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出使印度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 。这两段奉使活动之间正好有一段空挡，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四年春夏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谈谈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身份，目前已有枢密副使、扬州总管、斡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枢密副使说和扬州总管说，经许多学者的反复考证，逐渐予以否定和摒弃。蔡美彪教授的斡脱商人说，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寰宇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见解 。受蔡教授论文的启发，结合《寰宇记》对乃颜之乱的记述，笔者认为，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主要理由如下：有元一代的斡脱商人，分属于蒙古诸王等各投下。具体到马可波罗，应是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作为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完全有可能同时兼任忽必烈宫廷外围侍从。联想起《寰宇记》对宫廷朝仪、大汗行猎和节庆宴饮，记述甚详，显而易见，马可波罗获取这些信息时利用了宫廷外围侍从的便利条件。前述马可波罗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估计也是以宫廷侍从“后列”角色出现的。如果马可波罗未任职宫廷而只是单纯的斡脱商人，他就不太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亲征乃颜，也不可能把汉文史书上载录零散的乃颜之乱及宫廷朝仪、大汗行猎、节庆宴饮等，记述的如此详细逼真。只有其基本身份是宫廷侍从，同时又兼斡脱商人，随从大汗亲征才合乎元廷的典制。此其一。从《寰宇记》的多方面记载看，马可波罗并未进入大汗忽必烈四怯薛番直宿卫的行列，他的身份和角色只能是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宫廷侍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忽必烈藩邸时期已有过王府一般侍从随同他出征的先例。如姚枢应召进入忽必烈藩府，被置于王府“从卫后列”，“惟不直宿”。忽必烈亲征大理时，他也扈从左右 。这里的“后列”，应指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侍从。估计马可波罗的身份大体相当于侍从“后列”。他未曾进入怯薛宿卫士，也能仿照当年姚枢的旧例，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此其二。蔡美彪教授曾对马可波罗出使提出质疑，认为他出使时既未被授予牌符，又无出使记录，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资格，最多不过是随员。这一见解十分精辟。马可波罗确实不像是持有牌符的正式使臣。我们注意到，元朝时期宫廷中承担出使任务的大多是正式的怯薛宿卫士。即使马可波罗仅仅是斡脱商人，充任使臣的随员也有些勉强。如果马可波罗的身份同时又是宫廷侍从“后列”， 充任使臣的随员，倒算是合乎典制和顺理成章的。陈得芝教授也说，蒙古贵族经常以色目商人作为近侍，马可波罗很像是忽必烈所派近侍身份的小使者 。另，世祖朝也不乏其他侍从充任使臣随员的例子。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崔彧“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从史传材料看，崔彧并非正式的番直宿卫士，却因“负才气，刚直敢言”，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器重”，旋授集贤侍读学士 。估计崔彧的身份也类似于宫廷侍从“后列”。此其三。关于马可波罗任职扬州，亨利？玉尔指出，《寰宇记》一个较古老的版本写作“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中三年”，并未提到做官 。伯希和也认为，马可波罗所干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的职务可能是管理盐务的官 。扬州是全国最大的两淮盐课征集地，平定南宋后不久，元廷即设都转盐使司于扬州，总辖盐课事。由于两淮盐课数额巨大，忽必烈派遣宫廷使者较长时间地驻于扬州，代表皇帝监督盐务或收取属于皇帝的盐课“份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冯承钧汉译本第一五二章载：“叙述此事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审察此蛮子第九部地（杭州）之收入”。既然马可波罗能“奉大汗命审察”杭州地区的税收，奉命监督扬州盐课也是情理中事。就是说，马可波罗不担任正式官职，“奉大汗命”居扬州三年而办理或监督盐务，与笔者所言宫廷侍从“后列”的身份基本吻合。当我们把马可波罗在华身份诠释为宫廷侍从“后列”时，有关他“奉大汗命居住此城（扬州）中三年”而不担任正式官职的说法，也才会讲得通、立得住。此其四。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教授在非常赞同蔡美彪先生的斡脱商说的同时，又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中层的“视察员”， 除了做斡脱商，皇帝还让他搜集情报，充当耳目 。看来罗依果教授也觉察到马可波罗并非单纯的斡脱商人。而“视察员”和耳目，完全可以看作宫廷侍从“后列”所担负的具体任务或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的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说，与罗依果教授所见，又有某些相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