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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挂幅的书写顺序偶议


文/璞如子 2015年05月22日 子夜星网站
  

 
  近些年来,题写匾额条幅之热兴起,或被誉之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然而,书写上的“左起”“右起”问题,令纷争不绝于耳。执着于右起者,以为是传统正则,是祖宗之法,甚至上升到传承中华文萃之高度来认识;提倡左起者,以为符合当代书写习惯乃大势所趋,是出于方便,不无科学性。这一争论,颇似当年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繁体字与简化字之争。其实争论也正常,务新理念与守旧情结之间,从来都难以快然割舍。

  自甲骨文、钟鼎文之始,汉字笔划便定形于上下、左右排序,而古人因何又偏偏采以“自上而下,由右及左”的顺向书写呢?或许古人最初以长条形竹简为锲刻书写客体,且绳札编册,卷以存阅,惟“左手把握,右手执写或展读”最为便捷,而后人往往因循守旧,视为规矩。笔者比较赞同这一说法。然而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上古某堪称制文鼻祖者,或许是个左撇子也未可知。须知我们祖辈的传统意识是极强的,即便后来有了笔墨纸砚,人们已觉到“由右及左”顺序行文的不便,亦不忍弃古辟新。即使有人想改变这一书写顺序,比如焦山《瘗鹤铭》、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石刻等,也多是孤掌难鸣。古人写文章要引经据典,殿堂问政也常以前人为出处,乃至几乎宋人的每一首词都被后人“钦定”为不可逾越的格律。因而,由右及左的书写顺序能延续数千载,也就想当然了。

  到了近代,随着便捷的书写工具──钢笔的引入,以及对西方书写格式的接触,如书籍、信件、公文等,中国人便仿效着渐渐由左及右地横写起来。由于大大的方便,接受的人多了,也就渐渐地普及了。不过,传统的毛笔字及其“自上而下,由右及左”的书写方式并未彻底摒弃,尤其被坚守在中国书画领域。

  中国书画,是由一系列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要件所构成:笔墨纸砚,诗文章款,乃至于镌勒嵌裱等,无不融入古意趣味之中。这也就难怪一些书画家及欣赏者们,甚至连题字的顺向都力求尊古不变。然而,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也必定符合“扬弃”这一哲理,既有所继承,又必有所适新。于是,公共场所带有公示性的牌匾挂幅等,遵照“由左及右”的当代习惯写起,也是一种必然。如毛泽东给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山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题款,如他给“北大”“清华”及各大报刊杂志的题名,再如郭沫若给“故宫博物院”及各地博物馆题写的牌匾等,题字顺向多是由左及右,而当代人看来无不顺理成章。当然,今人题写的牌匾挂幅也不乏旧例者,倒也是一种情结使然。

  其实,今人题写的牌匾挂幅,尽可由左及右写来,尤其带有公示性的及明显属于白话文内容的,都应以今人阅读顺向为主。而古辞雅句内容,题写顺向大可自便,但款识须题于句尾,以示起止。至于竖书行文,起止由右及左,已是古今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议也罢。

  勿谓今人不古,笔者是绝对赞赏古人“惜墨如金”良习的。万勿冒然于殿堂市井间乱题牌匾挂幅,无论达官显贵或是名噪一时者,除非你的“墨宝”果然熬得住众目睽睽之灼。

  (璞如子 201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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