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毫州(今安徽毫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
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
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
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
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其曾祖父范梦龄，曾任吴琥国中吴节度判官(苏州钱粮判官)，祖父范赞
时，曾任吴越国秘书监。 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俶一同投宋，端拱初年(988年)
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 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
年(990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
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朱姓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音yue)，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二十一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
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
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
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范仲淹看不惯朱家
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
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
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听罢方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
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
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范仲淹为什么要投南京呢？因为此地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
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
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入学后，皇帝来了也不出去观看，昼夜不停地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
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以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饘粥不充，日昃始食”，
可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
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
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巳习惯于粗茶淡饭了，
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
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他通过科举考试，在101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
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
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1017年,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带，
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
盐仓监官，掌管盐税。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
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巳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
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
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
年(1024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治修堤。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1028年)春，长达150 里的
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埸。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
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祠
堂，并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至朝廷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
校勘)。 范仲淹更加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并犯颜直谏。他看到
刘太后独揽大权，把宋仁宗当成傀儡，便批评这种不合理现象，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别这样锋芒毕
露，他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
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
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
于直言，君主才不会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
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 但不久，范仲淹因由此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
州镇)。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 柏
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 年。
　　刘太后病故，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便更无所畏惧
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
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在宫中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便冒着触犯虎威的危险质
问道：“如果宫中半天不吃会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老百姓没有饭吃，岂能置之不理？”说得仁宗无话
可答，只得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部分赋税。为了
劝戒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
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过分奢侈。范仲淹经常大胆上谏，皇帝不快，又将他贬出朝廷。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任所常动，但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注重发展教育。景佑元年(1034年)，
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
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着饥饿死亡的威胁。这样，走马上任伊始，他就了解水
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海的计划。他又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
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
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
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
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
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并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
南。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授天章阁待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即宋都,今河
南开封)。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
封府就“肃然称治”。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等大官僚，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
插在要职上，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陈腐污浊的空气。他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对这种行径非常痛恨，
故经常向皇帝进言。当时城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佑三年
(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像这样
的晋升，是循序升迁；像那样的遽然晋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公道，那
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于宰相的私意了，况且，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范仲淹
因此而遭到宰相等人以“越职言事”“交结朋党”罪名的诽谤，被贬降至饶州知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
“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
光(尤其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他正道直行，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

军中有一范　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原本臣属大宋，居住在甘州和凉
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且把国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
征发为兵，沿宋朝边境部署了十万人马。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
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就更狼狈了，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
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步兵携带武器和口粮，走几十里地就气喘吁吁，骑兵中有的
不会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
事。再加上将领更换频繁，军纪松弛，宋军以如此弱的战斗力如何对付咄咄逼人的西夏军队？
　　1039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延州一带地阔寨疏，
兵力薄弱，又是夏军出入的必经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当时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一个志短才疏
的胆小鬼。他一听说夏军来犯，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忙遣人去调援军。不料元昊早巳在延州附近的
三川口设下埋伏，援军刚到就陷入重围，死伤甚众，紧接着一面包围延州，一面将延州以北的三十六个
寨堡全部荡平，最后延州指日可破，范雍束手无策，只会躲在城中祷告神佛保佑，幸亏这时纷纷扬扬下
起鹅毛大雪，元昊怕被风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孤堡才未陷落。
　　在这样严重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将他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
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后来，宋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
防，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麟延路 (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
安)和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 这时的范仲俺已经五十二岁了，仕途上的艰辛
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
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
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
一首《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
连数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视察 延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便废寝忘食
地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范仲俺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
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 (住
院要夏银川市)。 所以，宋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
接济不上，就有被歼危险，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
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努力修固边
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西夏军就会无隙可乘，使其锋芒受
挫，必然无功而返。西夏军屡屡穷兵黩武，本国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
可迫其讲和了。范仲俺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这是一个符合客观
情况的战略决策，但是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表现，就连与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韩琦也不能理解。韩
琦主张坚决进攻。他向朝廷提出：“宋军拥二十万重兵，只守界濠，这么怯弱，自古未有，长此以往，
士气都要丧失光了。况且兴师以来耗资太大，再拖延下去，国家经费更加困难，故应该集中各路兵力攻
打西夏，速战速记。”两种主张报到中央后，急于求成的宋仁宗采用了韩琦的主张，命令韩琦和范仲俺
同时出兵。范仲俺感到这样做太危险，连上三表反对，但都无效。他只好请求留下麟延一路，作为将来
招纳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强答应了。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陕西主帅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说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执意不肯。尹洙
见他坚持已见，不禁叹道：“范公这就不如韩公了，韩公曾说过：‘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处’。”
范仲俺一听，立即反驳道：“大军一动，关系万人性命，竟可置胜负于度外吗？余不敢苟同。”韩琦得
知劝不动范仲俺，便贸然决定泾原一路自行出讨。他调集了镇戎军的全部人马，又临时召募了1800名壮
士，全交给副将福率领，出兵后，任福及诸将轻敌贪功，被一小股佯装败退的夏军引诱，脱离了原定的
行军路线，深入追击，当人困马乏的大军行至六盘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时，突然鼓角声大作，伏兵四起，
宋军陷入元昊的埋伏圈内，经过一场血战，任福等诸将战死，死伤万余人，仅千余人力战逃脱。之后，
元昊兵指渭州(即今某肃平凉)，但不迅速前进，以免孤军深入被对方切断后路，夏辣见西夏示弱，就命
驻渭州的宋军主动进攻西夏军，结果元昊看准地势，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断水放火，宋军全军覆没。
定川砦战后，元昊大军便无所阻拦地直抵渭州，焚掠后还军。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证明进攻方针难以收效，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改而采取范仲俺的
守策。战略确定以后，还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它的实行。于是范仲俺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
抚属 等相应的措施。
　　修固边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范仲俺的部下种世衡建议，在延州
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粮食，北可以进图银、
夏二州。范仲俺采纳了这个意见，派种世衡率兵前去修筑，夏兵来争，种世衡就一边作战一边抢修。城
内缺乏水源，他出重金奖励凿井，终于从地下150尺处冒出了清泉，于是取名为清涧城。 种世衡又大兴
营田，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补充了军粮；又募商贾通贸易，经济上逐渐充实起来。同时，鼓励军队练
武习射，把银钱当靶心，谁射中就赏谁，自此人人能射，终于使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
塞。在范仲俺及其后任的努力下，不仅修筑了新的军事据点，而且还先后修复了永平、承平等旧寨十二
处；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汉人户，开辟营田数千顷，恢复了农业生产。考虑到当地百姓远路输纳赋课，过
于劳苦，范仲俺还奏请将 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单位，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等户，就近送
缴课税。在春夏季节，则调 延兵马来 城这里，就近购食军粮，可以节省十分之三的买粮开支，还不
算别的减省。经济的恢复和军事力量的加强，使延州及周围附近寨堡十分巩固。夏军私相告诫说：“无
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俺)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原延州统帅
范雍。
　　范仲俺的主张又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没过几年，宋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
军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有警，各方应
援，宋军的防守能力大大地加强了。
　　精练士卒，就是采取各种办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
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俺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
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
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
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
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范仲俺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
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
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俺能以身
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
俺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
情。这样，在范仲俺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
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招抚属羌”，就是大力争取宋夏交界的少数民族──羌族。在沿边横山一带，散居着不少羌族部
落，由于力量单薄，他们在宋、夏间持观望态度，有的曾投靠西夏，为元昊作过向导。范仲俺一面筑堡
立寨，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并用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面竭力招抚他们，羌族酋长来见，范仲俺
屏退卫兵，亲自接入内室，推心置腹相谈，约定彼此和平相处。为弥补羌人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害，范仲
淹拨给他们空地，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诸羌感激涕零，心悦诚服，纷纷归附宋朝，
担任向导，出兵助战，羌人视范仲淹为父，亲切的称他为“龙图老子” (当时范仲俺的职衔是龙图阁直
学士)。
　　通过实施以上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边境上流传着
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
而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造成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战争。这样，双方从庆历三
年(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主持庆历新政　推行政治改革

　　庆历三年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
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军队
数量不断增加，但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的人担心
国家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
他亲笔写的诏书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并且
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
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
作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密选
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后来他又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病和朝政得失。现在他更觉得责无旁
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他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任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
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积累的弊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然而国家的危机如此严重，皇上求治如此
心切，时间是耽搁不起的，于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
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在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
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
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在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
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
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
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
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
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
人，前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
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
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
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
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
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
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
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
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
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
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
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
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
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
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
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
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
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
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
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
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
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
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
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
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
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
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
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辣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
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
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
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
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订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
(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 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
四卷)；《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 )；《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
《文集补编》一卷。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 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
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 宗谅的请求，
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
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
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
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
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
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
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
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
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
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
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邠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
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
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 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
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
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 以仁为任，死而后已──范仲淹评传 ·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读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每到此处，未尝不掩卷叹息，恨范公不生今世，无缘一见，但也庆
幸其未生今世，不必为诸多徒具其表，阿谀谄媚，尸位素餐之辈痛心疾首。自古至今，以‘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诩的官吏多如牛毛，真正身体力行的却少之又少，究其根本，全在私、利二
字。唯无私忘我之人，能为国为民，不嗔不惧；唯重义轻利之人，能襟怀坦荡，无怨无悔。中华不乏仁
人志士，然而有机会参政的却不多。即使幸而执政，犹能做到为庙堂之宰则功在社稷，为郡县之官则造
福一方，为边防之将则保境安民，且无论富贵、贫贱、毁誉、欢戚，始终不为所动，真正以拯济天下、
造福苍生为己任的，不啻凤毛麟角。范仲淹一生所为，实堪千载以降，为官者之典范。

　　范仲淹，祖籍苏州，生于徐州。两岁时，父亲范墉逝世，范母谢氏贫而无依，改嫁长山朱家，取名
朱说。范仲淹自幼喜欢读书，朱家虽是长山富户，但他为勉励自己刻苦读书，二十一岁起独自来到长白
山醴泉寺。他伴灯苦读，通宵达旦，常常要僧人们都起床了，才和衣而卧。他生活艰苦，每天只煮一锅
稠粥，待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着韭菜末和盐下饭。母亲心疼儿子，多次劝他回家，范仲淹
却对清苦的生活毫不介意，依旧攻读不已。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无所事事，多次规劝。一次，
朱家兄弟实在听得不耐烦了，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范仲淹听出话中有话，
找人追问。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深受刺激，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不顾母亲和朱家的阻
拦，流着泪辞别母亲，前往南京求学。

　　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汇聚了各地才俊。学院免费就学，有
名师以请教，有良友相切磋，还有大量书籍以供阅览。范仲淹背井离乡，这里简直是他梦寐难求的栖身
之所。入学后，范仲淹昼夜不停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他生活拮据，
每日靠喝粥度日，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南京留守之子是范仲淹的同窗好友，由于不堪目睹范仲
淹的境遇，与家父言之，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几天后，食物放坏了，范仲淹未尝一口。同窗问他，
范仲淹道：“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如果现在就享受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
粥吗？”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皇帝幸临南京，举城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皇帝，惟独范仲淹闭门不出。
有人叫他：“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范仲淹随口应道：“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
地继续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会试，范仲淹一举中第，果然在殿试中见到了真宗皇帝，任为广德
军的司理参军。到任后，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又二年，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恢复范姓，改名仲
淹，字希文。

　　寄人篱下的境遇，困苦的少年生活，培养了范仲淹坚韧不拔的性格，加之卓而不凡的志向，学而不
厌的刻苦精神，让范仲淹日后得以平步青云，造福天下。其实，何止范仲淹，“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
才”的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宋代不分门第，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科举时也基本属于公平竞争，所
以，尽管官宦子弟在生活、教育等外在条件具有明显优势，但能脱颖而出，有所作为的，却往往是寒门
或没落贵族的子弟。共同的机会摆在眼前，穷人的努力永远超过富人。富人尚有退路，而寒门子弟生活
窘迫，争求改变现状的心志更为高远。且布衣寒士生在民间，洞察民情，曾经贫贱磨难，所以更能关注
民生。孔子曾说“我少也贱，故多能！”生活贫困，反能迫人掌握更多的技能；困苦挫折，往往是成功
的动力。

　　国家好比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时间长了会有部件坏掉；要保证机器运转正常，最好的办法就是更
换坏掉的零件。科举制度所起的作用正相当于给机器换零件，延续机器的寿命。寒门士人源源而入，给
国家增添了活力，搭建了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延续着国家的寿命。科举是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保证
人才源源而入，使国家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用不好，就成为舞弊钻营者的舞台，使国家万马齐喑，死
气沉沉。科举的弊端是应该必须改革，但其广招天下才源，自新自救的初衷是正确的。现代借鉴西式教
育，完全抛弃科举制度，却也导致当前选才僵化，政府日益丧失活力，官员愈发专横奢侈，如此局面，
实应痛定思痛。

　　范仲淹入仕最初十余年，一直任地方小官。但每经一任，必兢兢业业，造福一方。真宗天禧五年，
范仲淹到泰州任西溪镇盐仓监官。他看到泰州及附近州县，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年秋季海潮
泛滥，灾情十分严重。老百姓无以为生，四方逃难。范仲淹越职向上级张纶反映，请求修复捍海堤。宋
仁宗天圣二年，张纶奏请朝廷，命仲淹主持修堤。修堤自始至终非议不断，范母又在半途忽然过世，范
仲淹除忧还乡，张纶继而督修，前后历时四年，终于修好了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堤。潮害根除后，二
千六百馀户逃亡的灾民重返家园，原本荒芜的土地，又长满了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和张纶的
功绩，为他们修建生祠，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人往往以范为姓。

　　母丧期间，应天知府晏殊，将范仲淹召至寘府学。范仲淹上书请求“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
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共万余言。守丧期满，因修堤有功，经晏殊引见，范仲淹入朝为秘阁校理。
范仲淹泛通《六经》，擅长《易经》，有学子来请教，他执经讲解，从不知疲倦。贫困子弟来求学，范
仲淹便用自己的俸禄为其提供衣食住宿。范仲淹每次论及天下事，奋不顾身，京城士大夫在其影响下，
开始崇尚风骨气节。

　　是时刘太后独揽大权，以仁宗为傀儡，范仲淹大胆上书，奏请太后还政，书略曰“太后主政，日月
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圣……不如退居后宫，安享晚年，将大权归还真主，必受天下景仰！”
有人劝其收敛锋芒，范仲淹道：“尸位素餐，非我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久，范仲淹又上书
指责宫廷滥兴土木，并再次请求太后还政于帝。终于触怒太后而被贬。友人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赞
道：“此行极光。”

　　刘太后病故，范仲淹重被召回朝廷任谏官。明道二年，京东、江淮一带大旱兼蝗灾，范仲淹奏请立
即赈灾，仁宗不理，奢华如常。范仲淹直言质问仁宗道：“宫中半日不食何如？今黎民终日无食，朝不
保夕，岂能置之不理？”仁宗被问的哑口无言，只好委派范仲淹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
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灾区的部分赋税。为劝戒皇室，他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
嫔妃贵戚们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生活之贫寒窘迫，希望皇族居安思危，警绝放纵奢侈。

　　某日郭皇后与尚皇妃争风吃醋，在仁宗面前扭打，仁宗劝架竟被皇后误伤，脖子上留下一道血痕，
仁宗大怒，决意废后。原来，立郭氏为后是先太后的意思，仁宗并不喜欢她，太后死后，已日渐疏远，
出现这样的意外事件，更给了他借题发挥之机。仁宗指着颈上的爪痕给执政近臣看，丞相吕夷简等乘机
道：“皇后九年无子。应该废除。”仁宗故作犹豫，要近臣再议。范仲淹却极力反对，称：“宜早息此
议，不可闻于外。”又指斥吕夷简等道：“人臣于帝后，犹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
出母！”范仲淹固执己见，触怒了仁宗，他不但废掉了皇后，也把反对废后的范仲淹等人贬出了朝廷。
友人再次送范仲淹出城，安慰道：“此行愈光。”。

　　范仲淹贬知睦州，修葺东汉高士严子陵之祠堂，写下了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借歌颂严子陵的
高风亮节，光武的大度开明，表达对现世的感喟，及对仁宗的失望与期盼。半年后，范仲淹调任苏州知
府。当时苏州闹大水，民田不能耕种，仲淹提出疏浚五河，导太湖水入海的计划，他招募闲散人员，亲
自督导，疏通了淤塞的河道，将积水导入大海。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
州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买一块地，请阴阳先生来看风水，先生巡视后，贺道：“这是
块贵地，在这里建宅，今后您家定然公卿相继不绝。”范仲淹笑道：“我家独占贵地，不如让出建学，
士人都来这里求学，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于是，范仲淹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
教，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还朝后，他言事愈切，每每触伤权贵，宰相吕夷简暗自使人
对他说：“侍臣不应逞口舌之利。”仲淹道：“谏止朝政缺失正是侍臣的职责。”吕夷简知范仲淹终究
不能为己所用，便将他任为开封府尹，明里委以重任，其实想以繁忙公事绑住其手脚，让他无暇批评朝
政。更希望有机会抓住他的错漏，彻底打倒。不料，范仲淹上任后，整饬官僚，剔除弊政，一个多月，
便使号称繁剧的开封府肃然称治。当时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吕夷简为相，仕进者大多出其门下。仲淹上言：“任命官员，人主应该知道迟速升降的顺序，不应
完全委托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图道：“如此为序迁，如此为擢升，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
不察。”又道：“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不可
不早辨。”吕夷简大怒，称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与其交章对析，言词激烈，
仁宗不悦。吕夷简党羽乘机诬蔑范仲淹交结朋党，不可姑息，应榜于朝堂，警戒百官，不当越职言事，
仁宗听信谗言再次将范仲淹贬出。

　　这一次被贬，朝廷严整朋党，牵连甚广，士大夫为免非议，兼畏吕夷简，很少有人敢来送行。只有
李纮、王质二人，载酒相送，李纮安慰道：“此行尤光。”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
三光了。”有人问李纮：“不怕受牵连吗？”答道：“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尹洙、欧阳修、
苏舜钦等人不避危险，纷纷上书保柬。尹洙称与范仲淹义兼师友，愿同被贬。欧阳修亦上书右柬司高若
讷，称：“仲淹平生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汝出入朝中称谏官，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苏
舜钦上书道：“大臣持禄而不及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赏之使谏，尚恐
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若诏榜未削，欺罔成风，则不惟堂下远于千里，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
今朝矣。”

　　德不孤，必有邻，范仲淹直道而行，百折不挠，固然可钦可佩，而没有李纮、尹洙、欧阳修、苏舜
钦等一批古道热肠，仗义执言的知交同道，忠直耿介的他亦无法独存朝中。北宋重文轻武，为人诟病，
但儒道的昌盛，教育的普及，确也造就了大批品格高洁，才能卓绝的栋梁之材。范仲淹之前有赵普、吕
端、吕蒙正、王旦、寇准、张咏、王曾；同时代的有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之后有王安石、司马
光、苏轼；虽然王钦若、丁谓、夏竦之类包藏祸心，挟私自用之徒也常能兴风作浪，但因为正直之人始
终在朝中占据重要地位，奸党虽有短期得势之机，却无长期横行之患，“正邪”双方你唱罢，我登场，
谁也不能彻底打倒谁，宋朝在斗争的平衡中平稳发展着。这样的大环境，给范仲淹之类能力超强，但也
过分耿直的人提供了舞台，出可为民造福，入可为君分忧，外有喁喁企盼之民，内有拳拳知心之友。纵
然居无定所，饱偿艰辛，但人民的信任，朋友的支持，不断给予范仲淹精神力量，令他壮志萦怀，终不
磨灭。联想现今许多人走茶凉，落井下石的卑劣，不免发出今不如古的感慨了。

　　仁宗宝元元年，西北边境峥嵘突起，原本臣属大宋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夏，大举
东侵。当时的宋朝已三十多年没有战事，边防不修，兵甲不备，将帅平庸，更换频繁，纪律松散，士卒
疏于战阵，面对来势汹汹的西夏大军，屡战屡败，不断向朝廷告急。朝廷上下同样措手不及，有主攻，
有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危难关头，仁宗想起范仲淹，吕夷简眼见国难当头，也力主重
用范仲淹。入朝后，仁宗晓谕范仲淹与吕夷简捐弃前嫌，仲淹顿首道：“臣向来所论皆国事，于夷简何
憾也！”于是，恢复范仲淹天章阁待制之职，进龙图阁直学士。同时，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
范仲淹、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主营鄜延路。

　　范仲俺已年过半百，但报国的热忱不减当年。来到延州时，眼见到处是断壁残垣，焚烧废墟，百姓
死的死，逃的逃，留下的也饥寒交迫，无家可归，范仲淹心潮难平，挥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渔家
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立誓要趋夷保边，让百姓安居乐业。数日间，范仲俺视察地形边备，听取守边将士意见，认真分
析敌我双方长短，废寝忘食地制定战策。他上书朝廷称：“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易守难攻，兴兵深入，
运输不便，还容易陷入敌人埋伏，不宜采取攻势。夏国经济薄弱，粮食不足，生活用品悉由宋出，若坚
壁清野，修固边城，封锁经济，同时精练士卒，待夏军进攻时，扼险坚守，挫其锋芒。夏军久战无功，
财力枯竭，必军心涣散，到时则不战而胜。”范仲俺结合双方实际，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
针。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与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韩琦亦然，他向朝廷提出：“宋拥军二十万，
却只守界濠，怯弱之甚，自古未有，长此以往，士气尽丧。况兴师以来耗资甚巨，再若拖延，则财力不
济，故应集中兵力攻打西夏，速战速决。”仁宗急于求成，采用了韩琦的主张，命韩琦和范仲俺同时出
击。范仲俺连上三表反对而不得。便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作为将来招纳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强答应了。

　　庆历元年，夏竦派尹洙去延州，说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执意不肯。尹洙叹息道：“公不如韩公
矣，韩公曾道：‘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处’。”范仲俺反驳道：“大军一动，关系千万人性命，竟
可置胜负于度外吗？”夏辣、韩琦等见劝不动范仲俺，便各自出兵。结果韩琦部败于水川，夏辣部于定
川砦惨败。主攻方针失利，迫使仁宗改而采纳了范仲俺以守为攻的战略。范仲淹因时导势，修城筑寨，
加强防御，使各城寨建立了联系；淘汰怯懦无能的将校，以有才干的人代替，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
千名身强体壮的士兵，分成六部，每个将领统率一部，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状况，临
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积极召募士兵，淘汰大批内地调来的久戌思乡，斗志不高
的禁军，从本地召募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的士兵，这些士兵保家情切，斗志旺盛。军事的改革，士
兵的精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范仲俺率身垂范，将士没喝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饭他从不叫饿，
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
饷的不法之徒皆当众斩首，毫不留情。几年间，经济恢复，军力加强，西夏再不敢贸然进犯。相戒道：
“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原延州统帅范雍。

　　范仲俺的主张又相继推行到沿边各路，宋军整体防守能力大大加强。范仲淹重视人才的培养，从行
伍之间选拔提携了狄青、种世衡、滕宗谅等许多有勇有谋的将领，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
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其中狄青颇有传奇色彩，他幼年为奴，投军为卒，每次临敌，
披头散发，面戴铜具，出入敌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待之甚厚。曾送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勉励道：
“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狄青此后遍读兵书史册，终成一代名将。

　　范仲淹还重视团结边境少数民族。元昊造反时，当地羌族尝为向导。宋军进驻后，则观望以待。范
仲淹一面割断羌人与西夏的联系，一面犒赏诸羌。酋长来见，范仲俺就屏退卫兵，亲自接入内室，推心
置腹相谈，约定彼此和平相处。为弥补羌人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害，范仲淹拨给他们空地，发放粮食、农
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诸羌感激涕零，心悦诚服，纷纷归附宋朝，担任向导，出兵助战，羌人视范
仲淹为父，亲切的称他为“龙图老子”。

　　在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宋朝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战略掌握主动，交锋中屡屡克敌致胜。边境
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时
间久了，西夏由于长期用兵，境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再也无力战争，范仲淹早先的
预见一一得以证实。双方于庆历三年开始议和，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恢复和平，西北局势转
危为安。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范仲淹镇守西陲数年，所作所为，不出最初斟定的战略部署。他以
守为攻，靠消耗战拖跨对手，堪称有宋一代少有的军事奇才。纵观他治边御敌之策，任贤才，亲士卒，
柔远人，出自孔孟之义，慎战，军争，明赏罚，取自孙子之谋，似无超卓过人之处，然而兵法经义熟烂
于胸，信手拈来，妙到毫颠，无不张显其卓越不凡之能。世人以为宋朝军力虚弱是文人带兵所致，却不
尽然。自古文人知兵的很多，武将不会用兵的也不少，统兵用文臣还是武将不是重点，所用将领的军事
才能，朝廷信任支持的程度才是关键。宋朝文人带兵引人诟病，主要因为带兵的文人不是不学无术，就
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堪大用。若所用都是范仲淹这样的文臣，未必不如武将。范仲淹爱惜民生，先之劳
之，不拘一格，选拔将才，赏罚分明，亲近士兵，安抚诸羌，改革军制，实践了儒家仁者无敌的理想，
也几乎达到了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境界。若坚持范仲淹治边方略，推而广之，边防必固若金汤，
岂会有日后的“靖康之耻”。可惜，宋朝的统治者们只在国难当头时才会选择信任，让范仲淹这样的人
放手做为。一旦形势转好，为确保皇位，永绝藩镇之患，还是走回“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城不修，
兵甲不备”的老路，即使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后世实应以宋为鉴。

　　宋夏局势和缓，范仲淹被调回东京，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当时内则官僚冗余，效率低下，军队
不断增加，百姓负担沉重，财政入不敷出，外则辽国、西夏虎视眈眈。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宋仁宗旰衣
宵食，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亲笔诏书道：“你们为国尽心，不必顾虑，凡急需改革之事，可尽
快提出。”范仲淹一向以天下为己任。早年曾上万言书，出入朝廷数次，也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病和朝
政得失。如今见仁宗如此支持改革，更感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他对人说：“皇上用我至矣。但事有先
后，要改革太平多年积累的弊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仁宗却已迫不及待，他叫人打开天章阁，在
条案摆好纸笔，督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写出改革方案。范仲淹退朝后，认真总结了二十多年来酝酿的改
革思想，呈上著名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书略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
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仁宗当时对范仲淹等人信任有加，当即全部采纳，
在得到大部分朝臣的赞同后，逐步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北宋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序幕。

　　范仲淹推崇古文，反对当时科举中过分重视字数、声律的做法，认为学习要以掌握经义为主，不能
死记硬背。新政开始后，在范仲淹提议下，仁宗下诏命令各州县都开办学校，讲授经义，为国家培养后
备人才。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开始整顿吏治，他选派人员到各处考察官吏。每次得到回报，就翻开花名册把
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富弼见此情形，不无担心地说：“您一笔勾掉容易，但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
人痛哭啊！”范仲淹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在范仲淹等人
的努力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吏被除名，有才能的人陆续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当时朝中杜衍为相，富
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人们对改革诏令交口
称赞，石介等正直的官员则赋诗赞扬新政。范仲淹殚精竭虑，推行新政，日夜所想的是如何兴致太平。
可许多官僚贵族想到的只是自身的利益，从新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认为改革规模过大，不可推行。随
着新政的深入，尤其是按察官吏政策的实施，严重触动了官僚贵族的特权利益，他们相互勾结，纷纷上
书恶意毁谤攻击新政。朋党之论也再次被提出。仁宗略有怀疑，问范仲淹等人：“自古朋党皆小人，君
子也有朋党吗？”范仲淹道“臣守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怯战者亦自为党，在朝廷，邪正之党也是如
此。如果朋而为善，对国家又有什么损害呢！”欧阳修针对此事，写了著名的《朋党论》驳斥了那些企
图借朋党打击新政的奸佞。这时，宋辽边陲有警，范仲淹、富弼为躲避争执，主动请求出使。不料，他
们走后，造谣进谗的人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仁
宗将信将疑，范仲淹也局促不安，他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仁宗想要顺水推舟。大臣章得象道：“仲淹素
有虚名，一次请罢即准，恐怕天下人指责皇上轻易罢黜贤臣，不如赐诏不允。若仲淹不久后承上谢表，
就是刻意要挟，到时再罢免他就好堵住众人的嘴了。”仁宗听从了这个建议，不久，范仲淹果然上表称
谢，仁宗对范仲淹的怀疑更深了。

　　曾任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利欲熏心，阴险狡诈的家伙，当年，吕夷简告病退休，他满心以为凭自
己的资历，能顺利接替宰相，不料在石介、欧阳修等人的评击下，非但没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也丢
了。他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他见范仲淹等人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让人模仿石介的手迹，伪造
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称“要废掉仁宗”的密信，夏辣四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流言四起，
人心惶惶。反对新政的官僚贵族都借机煽风点火。仁宗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见反对革新的势力强大，
开始对改革失去信心。庆历五年初，曾经慷慨激昂，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
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
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新政失败了，但留下很多需要今人思考借鉴的地方。一是朋党：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臣谓
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及其见利而
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
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对朋党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可惜的是，他说得越入情入理，越会被
小人嫉恨，将其归入朋党之列。仁宗既然怀疑朋党，又怎会相信朋党中人的话？通篇至理，却无劝谏之
用，也就不足为怪了。君子喻于义，只要不合心中的道义，即据理力争，绝不妥协；范仲淹主持朝政，
与小人奸党争执很多，与知交同道的争执同样不少；小人喻与利，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则可暂搁成
见，连成一气；夏辣伪造信件之时，石介已然病故，如此荒谬绝伦的谎言能够得逞，完全是小人党为打
击新政，统一口径，狼狈为奸的结果。自古至今，君子的数量从不少于小人，但君子既不喜谄媚，又不
善攀拉钻营，与小人抗争多各自为战，虽壮怀激烈，惹人扼腕叹息，但结果却总是小人得势。高位者多
有自以为是、好顺恶逆的缺点，想治理好国家，又恼恨忠言，忌贤妒能，害怕失去权力，所以喜欢启用
一些阿谀奉承的庸才。人皆有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天性，总想付出最小的代价，赢取最大的利益，正
道不通，则逐渐走上结党营私，唯利是图的邪路。这些人性中的顽结，大概也是君子常遭打压，埋没无
闻，小人反能风光一时，志得气满的原因吧。幸好历史是公正的，是黑是白，是正是邪，是君子还是小
人，终究会有公论。二是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是党争的延续，其实，朋党、
谋逆只是借口。新政整顿吏治等举措，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才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经济改革必须
与政治改革同步，而要确保政改取得良效，就不可避免的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改革者因此承受着
很大的压力。宋仁宗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最终放弃已颇见成效的新政，北宋终因积重难返，走向灭亡。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有魄力的决策者，当认定改革的举措利国利民、针砭时弊时，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今世亦然！既然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就必须适时的进行政治改革；要改，且必须坚决彻底的改。治水除
淤，要从上游做起；整顿吏治，彻查贪污腐败，同样要顶住一切压力从上层做起。上层清明了，政令畅
通了，才能按轻重缓急，顺次解决诸多社会弊端，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昔日好友滕宗谅从岳州来信，请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范仲淹知道滕
宗谅性高气傲，被贬后一直郁郁寡欢，为了劝慰这位罕受人言的老友，兼激励所有遭到贬黜的朋友们，
他撰写了流传千古的名作《岳阳楼记》。文中以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借景
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撰文本意是委婉地劝勉老友，不想传到后世，已成为范
仲淹的人生概括。因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恰是范仲淹一生最精真的写照。

　　邓州任满，百姓舍不得范仲淹离去，拦住道路，请求他留下。范仲淹于心不忍，上书朝廷，续任两
年。之后，范仲淹调知杭州，子弟知道他有退隐之心，劝他在洛阳购房产，建园林，做养老之地。范仲
淹道：“人如果有道义之乐，形骸皆可置于度外，何况居室！我所担心的是，身处高位不得退隐，并不
担心退隐后没有居所。况且洛阳士大夫的园林繁多，主人家自己都没有时间游览遍，想要散心，不会去
他们的园林吗？何必要自己盖一所才开心呢？”后知青州。皇佑四年，调往颍州，走到出生地徐州时，
范仲淹不幸病逝，终年六十四岁。范仲淹死讯传开，四方志士，无不叹息垂泪。欧阳修、王安石、苏东
坡等皆有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的祭文传世。范仲淹历任的泰州、苏州，鄜州、庆州、邓州等地百姓，西
北边境归附宋朝的羌人，感激范仲淹的恩德，皆自发画像建祠，上香祭拜之人，络绎不绝。数百羌族首
领，不远千里来拜祭，哭之如父，斋戒了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少有大志，以拯济天下为己任。为官数十载，在朝则为民请命，犯颜直谏，发动庆历新政，
虽然最终失败，但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在野则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生活俭朴，治家严谨，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儿衣食只求温饱，一生都没建造一
座像样的宅第，死后入殓之时，竟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他乐善好施，在家乡设置义田，赡养族人和贫
穷的士人。他重视培养人才，广兴学校，诲人不倦，泛爱乐善，贤士多出其门下。他亲热敦厚，即使是
乡野街巷的平民百姓，也能叫出姓名。他志趣高洁，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气度豁达，
工于诗词散文，所作文章不多，但词文秀美隽永，沁人心脾，政论针中时蔽，义正词严。范仲淹一生，
体现了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实践了儒者“以仁为任、死而后已”
的至高追求。古今中外，千秋万代，大概只有儒门才能培养出像范仲淹这样白璧无瑕的道德完人，他是
儒者之骄傲，更是为官者万世之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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