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关注：世界在反思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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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本主义真病了？

　　第42届达沃斯论坛正在举行。作为世界性的经济论坛，欧债危机“理所当然”地成为与会代表的重点议题。有代表直言，这场危机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根本性局限。

　　资本主义病了。看来，这不是一个旁观者的幸灾乐祸，而是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底层到决策层的共识。资本主义之疾最戏剧化的呈现是一度风起云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后欧美各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金融时报》日前甚至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

　　今日资本主义的病症之一是贫富分化加剧。金融行业在过去二三十年迅速膨胀，出现“赢者皆得”的经济模式。华尔街攫取了大量社会资源，1970年银行高管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倍，现在则是400倍。经合组织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宣称，美国最富有人群“获得了过去30年收入增长的大部分”。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全美穷富之间存在“强烈冲突”。美联社说，美国贫富阶层处于24年来最紧张状态。

　　资本主义的另一病症是经济持续低迷。自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市场崩溃。美国政府虽然数度采取财政及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收效并不明显，失业率长期在9%左右的高位徘徊。在欧洲，过去的2011年，多国经济陷入低迷，而经济不振则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福利削减。

　　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病因的诊断书里，很多分析者提到了“道德”二字，或者说“利己心”过分膨胀。不可否认，“利己心”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促进竞争、分配资源、引导创新，但“利己心”并非始终符合社会利益，它同样诱发市场垄断、社会不公、资源过度消耗……成功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利己心”，还需要更广泛的道德观念。

　　现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说：“企业家蜕变成为奸商，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企业家的收益只有在与他的活动对社会大致上且在某种意义上做出的贡献有所联系时，才能得到容忍。”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发表讲话，呼吁创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他对新型资本主义的首要构想就是“社会责任”。卡梅伦说：“人不是原子化的个体，企业也有责任。”

　　导致资本主义今日之疾的另一原因是利益集团影响力空前强大。你如果是一个美国大亨，最好的投资渠道莫过于在华盛顿找一家游说公司为你代言或者给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竞选提供献金。美国富人们确实这么做的。对冲基金之王保尔森不久前向罗姆尼开出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在金融危机中大肆做空而成为最大赢家的保尔森一直视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为眼中钉，而罗姆尼则承诺一旦当选总统即废除此法。

　　已故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称，国家走向衰落，原因就在于分利联盟（即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它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加剧了经济低效率和不平等。他的判断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充分应验。

　　美国人向来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然而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目前仅有5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则不然。这种幻灭感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中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之疾源自资本主义固有缺陷。虽然有人辩称这只是“发电机”出现问题，就好比一台汽车的发电机出了故障，可以通过恰当的调整来解决。但至少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资本主义真病了。（宰飞）


　　● 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一夜之间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失。自由市场经济战胜了中央计划体制。有西方学者甚至断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进入21世纪不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遇严寒，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缺陷随之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完美”产生怀疑，世界反资本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德国人哈贝马斯是世界上被公认的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批评。哈贝马斯认为，进入资本主义晚期阶段以后，自由竞争、劳动与资本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陷入了崩溃边缘，而资本主义却没有为新的发展找到一种可以信赖的思想武器，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危机，这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面临深刻的挑战。2005年德国开始了一轮关于资本主义的大讨论。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明特菲林在一次党纲论坛会议上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只顾赢利，忽视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观。这位德国社民党元老说：“我们的批评正是针对那些国际资本强权，针对只顾暴利、全盘经济化的短视做法。有些金融投资商从不考虑人的价值，不考虑他们正在毁灭人的工作位置。他们不带名称，没有面孔，像害虫一般扑向企业，挖根蚕食，最后一走了之。”

　　欧债危机后，德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政治制度的批评与日俱增。德媒体上也刊登了一些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的文章。如德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认为，美欧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着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政府和民众组成了“毒贩和瘾君子”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更多，这导致政府债务不断增长。政府现在必须保持财政平衡，这意味着民众必须接受“戒毒治疗”。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其主要原因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奈把现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定义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化是西方国家体制的一大特征，它体现在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迅速膨胀。

　　德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弊病之一是效率低下，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使议员有权过分阻挠政府，以及永远存在的竞选让人没有多少时间去治理国家。

　　欧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通胀、高失业等问题使各种恶性社会骚乱事件频发。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开始席卷德国。仅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门前，就曾聚集了5000名抗议者。游行者打着标语，喊着口号，他们的愤怒已不仅仅集中在“贪婪的”银行家身上，而指向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公。示威者认为，政治家做的只是让欧洲深陷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社会上那些低收入的弱势群体。除了法兰克福，柏林也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理府门前示威，有数据显示，整个德国有超过50个城市出现规模大小不等的游行。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被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更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政治和体制的深层反思。﹙来源：光明日报﹚


　　● 资本主义哪里出了毛病？

　　英国《金融时报》（FT）1月12日发表题为《资本主义哪里出了毛病？》的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

　　英国《金融时报》征集一组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Crisis)为主题的文章，这在5年前简直不可想象。现在FT这么做，反映了两点：一是舆论的恶化程度，二是大部分工业国家的实际状况都令人苦恼。

　　美国人向来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然而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目前仅有5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则不然。这种幻灭感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民主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按照新近的标准，在美国前三次选举中，获胜者都经过了浴血奋战。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左翼胜出；2010年选举中，右翼全面获胜。然而，鉴于右翼中间兴起了“茶党”，而左翼出现了“占领运动”，在今年的选举中，候选人们必须比往年更加奋力拼搏。

　　那么，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是否有其道理呢？这取决于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我们眼下的问题是当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还是有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法？能够想到更好的选择吗？

　　经济停滞和失业率畸高现象从日本向其他工业国家的扩散，的确让人们对资本主义在促进就业和提高广大中产阶层生活水平方面的功效产生了疑问。这个问题是切实存在的。没什么人敢打保票说，美国或欧洲5年内能够恢复到充分就业（按照以往的定义）的状态。美欧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能都会维持需求受到抑制的状态。

　　但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还是就像凯恩斯所说的，只是“发电机”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一台汽车发电机出了故障──这个问题通过恰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能够加以解决，而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结构性措施反而毫无助益？我认为各项证据压倒性地支持后者。改革资本主义的努力更可能使我们偏离提振需求所需的措施，而非推动恢复就业。我觉得，一旦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到位，当前的许多担忧都将消散。

　　话虽如此，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公平性提出严肃的质疑。这要归因于超然于经济周期的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即使经济复苏，年龄在25至54岁之间的美国男性也可能有多达六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收入最高的1%人口（甚至0.01%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以及社会流动性不断下降等因素。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重视，似乎也不太可能自我纠正。与周期性问题不同，这些问题眼下没有明显的解决办法。就连中国制造业的就业率似乎也远低于15年前的水平，这说明问题的根源全在于技术进步。

　　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是因为技术进步使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通过一小部分人口的劳作就能得到满足，这促使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转而在其他领域工作。目前制造业和众多服务行业正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导致大部分人的就业前景恶化。与此同时，与工业时代早期一样，社会大变迁和规模生产能力增强这两点，使幸运的少数人得以获取巨大财富。

　　这种转型的本质从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一台同等质量的电视机与住院一天的相对价格变化了50倍。人们常说，普通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但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以家用电器或服务等生产力增长迅速的物件来衡量，在过去30年中工资实际上是增长的。问题在于它们相对食品、住房、医疗、能源和教育等价格显得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由于满足人们对家用电器和服装等商品的需求所需要的人手减少，自然会有更多人转到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工作──目前，这些领域的状况明显令人不满意。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 斯宾塞(Michael Spence)所指出的，眼下美国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本质上来说，过去30年中美国所有的就业增长都出现在“非贸易商品”(non-traded goods)领域。

　　问题在于，在许多“非贸易商品”领域，传统上有利于市场资本主义的理由更加薄弱。在几乎每个社会，公共部门对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介入程度都远高于对制造品生产的介入程度，这一点当然并非偶然。把劳动者从炼钢等领域转移到护理老人等领域是大势所趋。同样，削弱公共部门规模或使之放缓增长也是必要之举。

　　这就引出了人们指责工业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纷纷破产的问题。就在市场的运行结果似乎越来越令人不满意之际，预算压力也束缚了公共部门对此作出应对的能力。如何以及何时削减基本社会保障计划的问题，又重新被摆到了台面上。太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偿付能力似乎都成了问题。

　　这些问题同样是非常真实的。虽然我无比相信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能够以极具吸引力的条件从市场上融资，但是，假如就像我担心的那样，私人贷款继续受到抑制，那么目前的政府计划支出和税收将各行其道。而且，欧洲目前的遭遇告诉我们，市场会把重大财政问题当回事，并因为过于突然地变得过于恐慌，而使这些问题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从某个层面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只需坚持拿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和勇气。然而，从更深层来看，对于相信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工业世界的公民来说，他们有理由怀疑为什么日益富裕的国家需要削减社会保障水平。矛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成功。资本主义的成功，使针对每个人的教学、护理或管理的机会成本变得高昂了许多。

　　当结果令人不满时（正如眼下），两个阵营之间总要爆发一场辩论：一方认为必须加倍努力继续现行道路，另一方则主张进行根本变革。就市场资本主义来说，这样的辩论多少有些离题。

　　在实行资本主义的领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是，成功会越来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此日渐成为人们受挫的根源，因为在这些艰难时期，在市场的天然领域以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的成功能与资本主义的成功相提并论。当代经济中最需要改革的，并非资本主义色彩最浓的部分，而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领域。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

　　﹙译者/何黎﹚


　　●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宗罪

　　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宗罪》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这是因为西方犯了三点错误。

　　第一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而不是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概是以下思想观念的最大受害者：市场总是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对它们严加监管。这种信条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不过没有一个亚洲社会深受其害。相反，亚洲人认为，缺乏良好的治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发展。

　　要使资本主义良好运转，政府必须扮演监管的角色。许多西方政府都忽视了这一点。雪上加霜的是，西方还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被广泛认为创造了大量“价值”的金融服务业。在一段时期内，就像所有完美的庞氏骗局一样，情况看起来的确如此。但现在水落石出，这个行业并没有创造任何实际价值。

　　第二点错误是把欧洲资本家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造成的威胁中学到的教训抛到了脑后。要使资本主义制度维持下去，各个阶级都必须从中受益。那个时候，工人工资得到了增长。虽说资本家发了财，但其他所有人也都受益了。

　　可是后来所有这些教训都被遗忘到了脑后。不平等大为加剧。更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亚洲国家通过制定各种促进就业增长的方案，阻挡了这一趋势。西方却斥之为“产业政策”，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异端邪说。

　　西方犯的第三点错误是，他们在向第三世界宣扬资本主义优点的同时，没有教本国人民认识“创造性毁灭”。教科书上正确地指出，当汽车问世时，马车行业必将消逝。但他们没有教导民众，当新竞争者从中国和印度涌现出来时，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技能。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缺陷，要求政府小心地监管。西方将这一点忘了个精光，西方政策制定者应该到日本和韩国、中国和新加坡的工业基地和服务业中心参观。这里或许处处都有宝贵的经验值得他们学习。﹙作者：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 病了的西方：各界名流开始反思资本主义
　

　　2011年11月17日，示威者在美国纽约联合广场高举标语牌。当日，近千名示威者集会纪念“占领华尔街”行动满两个月。〔记者 申宏/摄〕
 
 
　　在那本著名杂志《经济学人》的最近一期封面上，不再是某个诺奖获得者或企业领袖的头像，而是令人惊讶地换上了被称作共产主义者代表的列宁。在《金融时报》这份著名的报纸上，各界名流也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当然，少不了像格林斯潘一样的人写文章为资本主义申辩。

　　鉴于美国经济依然陷于停滞，欧元大厦摇摇欲坠，资本主义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比这场现实危机更深入的，是西方有些人面临的精神危机：思维混乱、胡言乱语，还时不时地对着周围的人大声骂上两句。这不是典型的精神病，又是什么？

　　韦伯在那本影响持久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精神层面对资本主义作了很好的注解。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把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当成一种尽职尽责的行动，视为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但这种增加财富的方法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的，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而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力。

　　但随着技术创新和获取财富的手段增加，资本主义精神逐步退化到只知“赚钱”、不顾“道德”的一种境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数量占GDP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了23.5%。

　　曾经鼓吹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的福山，转而意识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构成了挑战，否则，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会来得这么猛烈。但也有论者指出，他的思维也只是局限在美国国内，他没有意识到，美国中产阶级之所以能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正是现行经济体制所维系的全球不平等状态。

　　病了的西方，在事实面前，还是不甘于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缺陷，反而对亚洲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大加嘲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提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也没必要为西方的危机欢呼跳跃，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但这只是失败者自欺欺人的恫吓。两相对比之下，亚洲和其他国家正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活力。人有病，尚不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质疑资本主义”在西方集中爆发，争论哪种模式可取

　　“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这类此前西方主流舆论中绝少出现的“政治不正确”语句近来突然涌现在美欧各主流媒体中。在被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论坛中，第一场活动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被奉为“神话”：它等同于自由、民主，所有人都能在这一制度下致富，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在打破这一“神话”。在最富裕的美国和西欧，“为吃饭问题发愁”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最大问题；在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印度 GDP 的 1/4。

　　面对着这场制度性的危机，西方舆论纷纷提出用各种模式来修补“漏洞”，最热门的要数中国模式。尽管多数西方学者和政客认为绝不可能“学习中国”，但法新社援引西方一跨国公司老板的话说道：“如果西方不在三四年内马上改变，我们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西方展开“资本主义大辩论”

　　“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会让21世纪的社会失望吗？”美国《纽约时报》27日提出了这个当前西方精英们最关注的问题。正在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也就这一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达沃斯论坛提前宣布其第一场活动是“资本主义大辩论”，吸引了众多与会代表。《环球时报》记者赶去旁听时，发现连过道都已站满了人。开场伊始，主持人对在座的几百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将近一半人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占两成左右。

　　“反对资本主义”的占领运动抗议者也来到达沃斯。美联社称，虽然大雪、严冬及瑞士警察意味着大型示威活动不大可能发生，但达沃斯论坛掌门人施瓦布谈到“悲惨的未来”时，认为西方政治与经济精英可能会让“后代完全丧失对他们的信心”。此前施瓦布还公开表示，“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不再适于我们所处的世界”。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在达沃斯论坛对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悲观看法的背后，是众多代表对资本主义无法像以往那样促进经济发展的担忧。而本届论坛的主题“大转型：寻找新模式”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担忧。英国《金融时报》称，30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上至下形成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但西方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这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并进入长期的稳定。但现在面对这场结构性危机，即使在被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论坛，资本主义的信奉者们也不得不思考改革了。

　　西方仍有许多“资方人士”持另一种看法。欧洲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总裁佛瓦言针对“资本主义危机论”反驳称：“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25日也对BBC称，“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的阶段，但是没有其他制度像资本主义这样改变了人类。”

　　西方一些政治领导人则开始提出“资本主义改良论”。1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开表示，在目前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创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以及“道德市场”的理念是非常必要的。工党领导人米利班德则警告称，改变资本主义规则意味着改变政府，更需要公民改变关于政治的期望和要求。《纽约时报》称，对所谓“更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西方在愿意讨论问题和准备采取行动之间显然还有巨大的差距。


　　“资本主义的12个神话”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就逐渐开始出现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的零星声音。随着危机进一步深入，就连一些西方理论家也开始怀疑，曾被他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自由资本主义，是否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英国《金融时报》新年伊始就陆续推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系列文章。该系列的开篇文章由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所写，他曾是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财政政策的操盘手。他在题为“资本主义哪里出了毛病”的文章中称，人们不断地对资本主义提出严肃的质疑，不仅因为经济周期引发的失业率急剧上升，更是由于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有财富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大幅上升，社会流动性急剧下降等不公平因素。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重视，问题不可能自我纠正。

　　一名《金融时报》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该报之所以要刊登一系列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主题的文章，主要是全球舆论对资本主义讨论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他坦承，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的确很糟糕，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番思想上的梳理。《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也说，如此大规模地给资本主义把脉，即便是放在5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西班牙《第三信息》网站一篇题为“资本主义的12个神话”的文章称，此前，资本主义被各种似是而非的思想和言论宣传成了神话，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通过努力都能够致富”的神话，它试图让所有的民众都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拼命工作，但事实上，除了个别例外，资本主义的多数成功都是那些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肆无忌惮地操纵的结果。而诸如“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和民主”这样的神话，则是试图让人相信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获得。但政治经济政策永远由小部分人做出，市场也是被这些人控制，真正的自由只有富有且有权的人才能享受。文章称，在西方政党选举的基础上，民众无法选择制度，只能选择政党，这就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雷打不动。这篇文章还对“资本主义会为所有人平均分配财富和福利”、“资本主义尽管不完美但没有替代者”、“资本主义危机只是暂时的”等12种“神话”一一进行深入剖析。


　　“资本主义毁了印度”

　　在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美国，近年来贫困人口急剧增加。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已经有超过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创52年来的最高纪录，“极端贫困人口”也达到1975年以来的新高。许多穷人仅靠救济或去超市捡倒掉的过期食品为生，“为吃饭问题发愁”成了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人的最大问题。近两天，私募基金经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遭到众多批评，在他每年数千万美元的收入中，缴税率仅为15%，远低于普通中产阶级的36%的平均税率。西班牙《起义报》称，对处在西方社会顶端占总人口1%的人来说，普通人的愤怒并不对资本主义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1%的人担忧的是愤怒会形成社会批判意识。人们最终会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全球经济危机，不在于债务危机，也不在于政府治理无力，而在于本身的制度问题，因为这一制度是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其运转需要人们不计代价地寻找利益。

　　在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当地知名作家阿兰达蒂·罗伊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资本主义毁了印度”。文章称，印度首富安巴尼的住宅有27层楼高，其中有3处停机坪、9部电梯，还有空中花园、气象室、6层楼的停车位以及600名佣人。在有12亿人口的印度，最富有的100人拥有的资产相当于GDP的1/4，而他们身边游荡着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的贫民。罗伊说，虽然面对巨大民怨，但在“被掏空的民主”下，富人们能找到各种办法“摆平”政府、反对派、法院以及媒体。富豪还有一套“高明”的策略：从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点进行所谓的慈善活动，甚至打出支持“反腐败运动”的旗子，利用公众对政客的抨击，要求加大私有化力度。

　　“哪里还有好的资本主义？”德国《世界报》以此为题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大陆，人们似乎都很难找到好的资本主义。即使是芬兰、挪威和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不再是仙境。


　　“中国模式拯救资本主义？”

　　“十几年前，许多人曾说世界历史将以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胜利而告终，但面对现在的状况，那些人中有几个还能够继续保持乐观的态度？”西班牙《起义报》这样问道。德国《金融时报》称，20年前柏林墙倒塌，使资本主义在一场历史性的对抗获得胜利。现在金融危机来临却让资本主义尽显脆弱，相反，社会主义却帮助中国从容应对这场危机。俄罗斯“新大陆”网站称，通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政治和经济面临严峻的危机之时，却在政治和经济都保持了稳定。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公开称，“现在到了中国拯救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过，西方多数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比西方国家更大，而且亚洲经济体实际上重复几十年前西方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英国政策研究所的国际金融研究学者迈克·约翰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关键是看目前的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西方各国政府如何修补资本主义的“破洞”。他表示，不管怎么说，新兴国家正在逐渐崛起，特别是中国政府明智地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分享改革成果，更让人们看好。但他认为，由于中国模式的政治因素，西方绝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学习中国”，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做法可能会被西方借鉴。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来源：环球时报﹚


　　● 英刊：如何拯救资本主义

　　【美国《时代》周刊1月30日一期文章】题：“如何拯救资本主义”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进入第四个痛苦的年头，几乎所有能为衰退承担罪责的人都没能幸免。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灾难爆发后，诋毁贬损之声不绝于耳。鉴于今年很可能又是惨淡的一年，而且缺少现成的解决办法，所以大家瞄准了一个新目标：资本主义本身。

　　引发公众不满

　　原因显而易见。由于就业岗位仍然稀缺，欧美中产阶级家庭的福利吃紧，按照目前的运转方式，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都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

　　目前仍在美国就业的人们无法像他们的老板那样从资本主义当中获取大量好处。作为华盛顿的智库，政策研究所最近发表报告指出，平均来看，美国大企业CEO在2010年的收入为108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8%。普通工人的工资则为33121美元，只增加了3%。按照这种水平，CEO的收入比雇员高出325倍。

　　当然，资本主义以往也曾多次遭到批评。卡尔·马克思的名言是，压迫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固有组成部分，但资本主义大范围地消除了贫困；促进了医药、信息和交通领域的创新；通过贸易和金融把国际社会结合在了一起。

　　资本主义能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 “从不会墨守成规。它之所以能得以维系并繁荣发展，是因为它在困境中一次又一次地改革。“大萧条”的苦难引发了一场促使资本主义实现平等与稳定的运动，从而加强了政府保护和管理──就是新政和欧洲福利国家。后来，为了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资本主义不得不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创了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催生了全球经济繁荣。如今，在旷日持久的衰退中，资本主义面临着又一个拐点。全球金融部门仍然境况不佳，普通百姓遭受着奠大痛苦，资本主义再次需要变革，要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平衡，减少反复爆发的灾难。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必须改革，而在于如何改革。

　　面临改革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答案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无休止的关系变化，而这种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多次迂回转折。“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布雷说，优先重点是应该加强对银行业者的管理。政策研究所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专家查克·科林斯呼吁实施税改，增加向最富有的人征税，阻止他们钻避税天堂的空子：实施新的企业规定，加强劳工和社团对公司管理的影响力；限制大企业向政界人士捐款和展开游说的能力。科林斯认为，“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

　　不过，可供政府采取的手段也许并不多。由于债务和赤字急剧增加，工业化世界的各国政府被迫削减保护穷人的社会福利开支。债务还迫使政界人士进一步放宽资本主义的自由度，取消创业限制，放松受保护的劳动力市场，以加强本国经济的竞争力。西方各国政府没有采取拯救措施，而是发出了撤退的信号。

　　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的正是这个。他们提出，全球经济困境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政府的失败。管理者允许银行无视危险，当银行的冒险行为危及经济稳定时，又对它们施以援手。美联储向华尔街提供低息贷款，让银行业者以极低的成本赚取利润，从而逃避改革。如此一来，政府就使得资本主义的自我管理功能无法发挥作用。

　　或将改头换面

　　不过，资本主义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并不太强。政府官员和央行管理者并非唯一未能阻止金融危机的人。股东、董事会主席、会计师和其他负责监控风险和企业行为的资本主义代理人也没有履行职责。里昂证券公司驻纽约的银行分析师迈克·梅奥说，资本家成了自己最可怕的敌人。他说：“与外面的抗议者相比，大银行的CEO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更大。”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加强企业管理，从而逐步修复资本主义。梅奥说：“现有经济体系出现的问题并非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缺乏资本主义的问题。”

　　无论这些争论的后果如何， “大衰退”后的资本主义都将改头换面。从洛杉矶到伦敦，再到雅典，公众爆发的不满情绪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不过，无论变革的呼声多么响亮，资本主义都不会消失。西方的许多人批评这种让他们致富的制度，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却在毫不犹豫地加大贸易自由度、解除管制、加强资本流动，以实现富裕。全世界政界人士、经济学家、银行业者和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改革资本主义，加强其实现增长的能力，解救受压迫者，同时减少全球化和贪婪行为的负面作用。其结果将决定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在今后二三十年的命运。﹙迈克尔·舒曼﹚


　　● 资本主义已经失败，只有代表穷人利益的市场能解资本主义之毒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2月6日文章】题：“是的，资本主义已经失败，它过于官商勾结”(作者 英国作家马特·里德利)

　　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现在已经在圣保罗大教堂外呆了50多天，他们的观点是：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不过我倒想让他们相信，不公平的原因在于市场的自由程度不够。当市场可以繁荣发展时，它会打破垄断，并形成比任何人类机构都要好的自由和公平。

　　金融业因准入门槛高而不会面临突如其来的竞争，它负责处理通过政府指令来定价的一种特殊商品的供求，那就是金钱。甚至在它准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来为自己获得救助买单的时候，它仍在将巨额奖金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资本主义，但不是自由市场。

　　我们必须区分“市场”这个词的两层含义：一是指“商业”，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交流商品与服务，进行消费，而且可以自由竞争。这样做的结果是创新、高效以及质量与价格的全面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规章制度除了用来制止垄断和强制执行合同外，几乎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

　　“市场”的另一层含义是赌场，在这里可以购买、转卖(比如股票)并从事投机活动。这样的市场对于资金配置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容易大起大落，而且需要监管。它们还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而且往往会形成垄断。

　　评论人士将这两种不同的市场混为一谈就够糟糕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像公务员这种花着别人钱的人也混淆了两者。这些人一再地支持裙带资本主义而不是商业，一再搅乱市场。难怪我们的政治公仆会忘了他们本应该站在哪一边。

　　将存在政治分歧的两方说成是支持政府部门的人和支持私营部门的人，这样的划分方法没有切中要害；真正存在分歧的一方是支持资本主义和政府的垄断倾向的人，另一方是支持市场的竞争效应的人。大型石油公司、航空公司、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教育部门将精力转移到了寻求对自身垄断地位的政治保护上，而小型的新兴企业创造了顾客想要的东西，比如便宜的汽油、便宜的航班或针对个人的基因药物。

　　从古希腊到现代香港，哪怕只是尝试性地走自由市场道路，都不仅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推动社会朝着和平、宽容、自由和平等的方向发展。如今，全球不平等水平也许降到了自石器时代以来的最低程度：据经济学家哈维尔·马丁说，20年来，用来衡量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下降。这应该归功于自由贸易。不过在英国和美国，不平等的程度出现上升，那里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变得不像过去那样自由，而且由于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壁垒。

　　资本主义代表富人的利益，而市场则代表穷人的利益。让我们向能解资本主义之毒的市场鼓掌致意。


　　● 西方从中国模式找出路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月3日文章，原题：“失望弥漫在达沃斯上空”

　　出席达沃斯论坛的西方贵宾因遭遇信心危机而惊慌颤抖，指望中国出手相救。与会领导人宣布，资本主义本身已陷入危机。论坛创立者克劳斯·施瓦布声称，资本主义目前的形式已不适应当下世界。

　　事实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和驱动力目前依然发展良好。但问题出在资本主义的“政治侍女”──全球化身上。资本主义从监管的牢笼中释放出来后，近期显示出对孕育培养它的西方的不忠。如今，资本滚滚流向金砖国家，寻求更高回报，又令脆弱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金融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国自由流动，但人力资本却不能。要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上的方法是消除国家政权，这样人就可以成为绝对的经济自由人，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从自由市场中真正获利。但事实情况是各国人民都愿意在自己国家生活，并希望本国经济繁荣。

　　要想实现资本、贸易和人力资源的无国界，还任重道远。但只有这样，全球化才能从零和博弈变成双赢。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有目共睹。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策略也给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经验。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在探讨转型和重建新模式时将中国经济作为主要内容。西方国家都想从中国经济中找到良药，医治当前的全球经济。﹙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彼得·李，张博译﹚


　　● 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题：“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

　　这难道不奇怪吗？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继续争奇斗艳。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议活动中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身影，比如“占领运动”。这场运动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仍然没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众多问题都包含着一个核心因素：抨击金融业。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治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

　　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

　　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

　　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玛雅历法预言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12月到来。﹙来源：新华国际 作者：奥特马尔?伊辛，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曾为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


　　● 英报：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

　　英国《金融时报》1月28日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这是一幢房子，还是一个家？是新印度的神庙，还是游荡着新印度幽灵的货栈？自打“安蒂拉”出现在孟买的阿尔特蒙大道之后，这里便和以往不一样了，发散着神秘和淡淡的威胁。“我们到了，”带我来这儿的朋友说，“向我们的新统治者致敬吧。”

　　安蒂拉属于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我应该看看这些对它的介绍：有史以来建成的最昂贵住宅，27层楼，3处停机坪，9部电梯，空中花园，舞厅，气象室，健身房，6层楼的停车位，600名佣人。可看到那一面垂直草坪时，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固定在一张巨大金属网格上的草坪从空中倾泻而下。草坪由一块块干草皮拼接而成，有的地方出现了脱落，掉下一块块整齐的矩形草皮。显然，“涓滴理论”失效了。

　　但“喷涌理论”却起到了作用。正因如此，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如今拥有的资产规模，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分之一。

　　坊间传言（《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或至少是曾经传言，安巴尼一家并没有住在安蒂拉。也许他们现在正住在里面，但人们仍然在背后议论着有关幽灵、厄运和风水的话题。我觉得这全怪卡尔·马克思。他曾说过，“资本主义……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够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后“改良型”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我们让路的农民。同样在我们身边的，还有那些每日生活费不足50美分的苟延残喘的人们。

　　安巴尼的个人身家超过200亿美元。他持有信实工业的控股权，该公司市值达2.41万亿印度卢比（合470亿美元），旗下拥有一系列全球业务。信实工业持有 Infotel 95%的股权，后者数周前收购了一家媒体集团的多数股权，该集团设有电视新闻和数个娱乐频道。Infotel是唯一获得4G宽带全国性牌照的公司。安巴尼还拥有一支板球队。

　　信实工业是少数掌控着印度的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中有些是家族企业，有些则不是。类似的重量级企业还包括塔塔集团(Tata)、金达莱(Jindal)、韦丹塔(Vedanta)、米塔尔(Mittal)、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艾萨(Essar)，以及由穆凯什·安巴尼的兄弟──安尼尔·安巴尼所有的另一家信实。它们竞相扩大自身业务，足迹遍及欧洲、中亚、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团为例，它在80个国家开办有100多家分公司。它们是印度最大的民营能源公司之一。

　　由于“喷涌理论”原则并未对企业间的交叉持股予以限制，因此，当前你所拥有的越多，将来你能够拥有的也就越多。与此同时，一桩桩丑闻接连曝光，在令人痛心的细节中，人们看清了企业是如何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储量巨大的铝土矿、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原本价值数万亿美元，却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各家企业，违背了即便是扭曲后的自由市场逻辑。贪腐的政客和企业勾结起来，在低估资源储量的同时，也低估了这些公共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他们侵吞的公共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还有抢占土地──社区被迫迁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征用”，随后被交给私人企业。（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很少适用于穷人。）群众开始造反，许多人配备了武器。政府已表示，它将派军队予以镇压。

　　面对种种民怨，企业自有一套“高明”的应对策略。它们从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创办医院、教育机构和信托基金，信托基金反过来又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学者、记者、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文学活动、甚至是抗议活动提供资金。这是一种借助慈善活动、将舆论引导者拉拢到自己影响范围的伎俩。通过对常态进行渗透和移植，如此一来，挑战它们似乎就和挑战“现实”一样荒唐可笑（或是难以理解）了。接下来，“别无选择”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塔塔集团及其子公司拥有印度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信托基金。（它们向财务拮据的哈佛商学院捐赠了5000万美元。）金达莱及其子公司（业务主要涉及矿产、金属和能源领域）开设有金达莱全球法学院，不久还将开办金达莱政府与公共政策学院。而向社会科学家提供奖学金及研究基金的新印度基金会，其资金来源则是软件业巨头信息系统技术公司。

　　找到办法“摆平”政府、反对派、法院、媒体以及自由化观点后，剩下来要对付的，就只有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了，也就是“群众力量”的威胁。你们会如何驯化它？你们如何让抗议者变成乖乖听话的宠物？你们如何平息人们的愤怒，让它改变方向，进入“死胡同”？由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领导的反腐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中产阶级，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一项由企业赞助的全天候媒体活动称其为“人民的声音”。这场抗议活动呼吁立法，清除残留的民主糟粕。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它未曾对私有化、企业垄断行为或是经济“改革”有过半句抗议之辞。其主要的媒体支持者，成功地将关注焦点从骇人听闻的企业腐败丑闻上移开，利用公众对政客的抨击，要求幕后操控势力进一步退出政府，并呼吁加大改革和私有化力度。

　　在推行这些“改革”的20年后──这20年里，印度经济虽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增长，但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营养不良的印度儿童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印度经济增速大幅降至6.9%，外资纷纷撤离。

　　资本主义真正的掘墓人，存在于其自身错觉中的红衣主教，他们将意识形态变成了宗教信仰。他们似乎难以理解现实，也难以领会思潮变化的精髓。这种变化清晰地昭告着：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

　　“涓滴理论”已然失效。如今，“喷涌理论”也遇到了麻烦。孟买渐渐暗下的天空中繁星初现，身穿整洁亚麻上衣的保安也出现在安蒂拉紧锁的大门外，他们携带的对讲机不时传出通话声。一缕缕灯光闪耀着。或许，到了幽灵们出来游荡的时候了。（作者 阿兰达蒂·罗伊）


　　● 资本主义制度将面临第四次变革
　

　　资料图：当地时间2009年3月28日下午，数万示威者在伦敦街头游行，要求参加伦敦峰会的G20领导人“以人为本”“公正行动”，解决贫困、就业和环境变化等问题。图为工运组织抗议资本主义带来危机。


　　西方国家如今在努力为资本主义制度重整旧河山，而东方则希望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

　　欧洲各国政府为何无力解决单一货币危机呢?美国又为何无法解决预算赤字问题，并结束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呢?抗议者们为何去攻击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呢?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其他许多问题，我在韩国首尔无意间找到了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我当时在一次会议上就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这一课题发表演讲，并在韩国宣传了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讨论的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场金融危机后将走向何方。没想到该书成了畅销书。人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这本书的书名：《资本主义制度4.0》。

　　“资本主义制度4.0”指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变革。前三次变革是：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上世纪80年代初由撒切尔和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

　　我在韩国、新加坡等地与很多人士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支持以下说法：因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与2008年遭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制度大相径庭。这场变革不只是调整一些规则或换下一些无能之辈。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正是不断演进的各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所在。

　　在亚洲一些国家的不少人士看来，这场危机让一种过于简单的观念灰飞烟灭了，即市场会自动形成最佳结果，社会一般须全盘接受市场作用的结果。亚洲人如今可以认真审视如何打造新式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了，这种制度将在社会领域产生不同于危机前的结果。在打造比这次危机期间已崩溃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公平、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政治和市场应各自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人们进行的辩论可能令人倍感鼓舞。

　　这与美国和欧洲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发生了“占领”运动以及围绕抗议出现了各种言论，但西方政客们如今想的全是去修复旧制度。德国坚持旧式的中央银行制度，由此在破坏欧元的生存。美国共和党人将任何表明对百万富翁征税额可能高于危机前水平的迹象谴责为“阶级斗争”，而民主党人则对改革50年前修改的社会福利制度持完全抵制的态度。西方国家政府甚至没有考虑增加小企业和抵押贷款，因为这么做会干扰管理层的特权。

　　如果西方国家政客拒绝接受新的经济理念，他们就无法为打造不同于且好于危机前状况的未来提出想法。因此，如果西方政界丧失方向感并令选民大失所望的话，我们不应吃惊。如果下一个亚洲对西方的出口大幅增长过程，不仅包括新产品、还包括新理念的话，我们也不应吃惊。﹙摘自《参考消息》﹚


　　● 新报：现代资本主义暴露五大缺陷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12月6日文章】题：现代资本主义是可持续的吗？﹙作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罗戈夫﹚

　　常有人问我，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否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终结的初露端倪？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其前提似乎是认为在后面有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在等着。事情的真相是：至少在现在，只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才可能真正取代当今居主导地位的英美模式。

　　过渡性质

　　欧洲大陆式资本主义把慷慨的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与人性化工作时间、长假期、提前退休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等结合在一起，其可取之处不胜枚举，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可持续性。中国的达尔文式资本主义具有出口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社会安全网软弱无力和政府干预无处不在的特点，它被广泛吹捧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必然替代，其原因无非是因为中国辽阔的疆域和超常的增长速度。然而中国的经济体系尚在持续发展之中。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体制将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实现自我转变，以及中国最终是否会蜕变为新的资本主义典范还完全不明朗。无论如何，中国仍然背负着迅速发展的低收入国家所常见的社会、经济和金融隐患。

　　也许真正的重点在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所有现行的资本主义形式归根到底都是过渡性质的。自从两个世纪前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现代资本主义一路风光无限，让数十亿芸芸众生摆脱了赤贫。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和管制严厉的社会主义却留下了危险的记录。但是随着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传播到亚洲（现在又到了非洲），总有一天谋生将不再是

　　一种首要需求，而现代资本主义的众多缺陷也会日益彰显出来。

　　五大缺陷

　　首先，即便是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也无法给公共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水──进行有效定价。缔结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失败显示出了机能停滞的症状。

　　其次，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导致了异乎寻常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差距在‘定程度是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简单副产品。人们对于史蒂夫·乔布斯的成功并无怨言，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巨大的财富使团体和个人可以收买政治权势，而后者又能帮助创造更多财富。只有少数国家──例如瑞典──能够在不让经济增长陷入崩溃的情况下阻止这种恶性循环。

　　第三个问题是医疗保健的提供和分配，这样的市场不符合对于确保经济效率的价格机制必不可少的多项基本要求──它首先让消费者难以评估他们所接受的治疗的质量。

　　这个问题将会变本加厉：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老龄化，医疗保健费用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无疑将会上升，在几十年内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许多国家正在遭遇这样一个道德难题：如何在避免医疗服务获得方面出现巨大不平等的同时，维持对生产和消费的激励──这个问题在医疗保健领域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市场。

　　讽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用公众运动敦促个人更加关心自己的健康，同时义培养着个诱使众多消费者吃下极不健康食物的经济生态系统。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称，有34%的美国人肥胖。显然，常规尺度下的经济增长──意为增加消费—一无法菩始善终。

　　第四，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幅低估后面几代人的福利需求。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还从未成为过问题，因为技术进步持续带来的好处掩盖了短视的政策。基本上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比上一代重要很多，但随着世界人口超过70亿，资源紧张的预兆变得越来越明显，无法保证这一轨迹能够得到维持。

　　第五个问题当然就是金融危机，也许就是导致最近的深刻反思的问题。在金融世界，不断的技术创新并没有使风险显著降低，反而可能增加了风险。

　　资本主义会不会成为其成功创造巨额财富的牺牲品？就目前来看，尽管资本主义灭亡的话题可能十分时髦，但其可能性似乎很渺茫。不过，随着污染、金融动荡、医疗保健问题和贫富不均的继续增长，以及政治制度依然陷入机能停滞，再过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前途也许看起来不会像现在看到的那么安全。

　　〔整理编辑 璞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