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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年轻人,为何漂在北京

 

文/王晓玲 来源:观察者网 2016年02月13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春节假期降至,首尔的大小商街都挤满了中国游客。免税店里,同胞们人头攒动,那场景犹如穿越回了儿时,又看到了腊月里农村的大集。把中国人吸引到韩国的,是光鲜时尚的“韩流”。与此同时,在北京则漂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推动这些年轻人来北京的,是韩国的就业“寒流”。

  漂在北京,躲避就业寒潮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曾在韩国大学教授中文和社会学,回国后,圈中也不乏韩国友人。

  34岁的知恩是北京一所私立幼儿园的老师,皮肤白皙、身材姣好,穿着低调却非常得体,见了同事和孩子家长总是鞠躬问候,露出殷勤热情的笑容,是典型的韩国女孩儿形象。知恩已经在北京的幼儿园里工作了8年,她不但有着韩国女性的温柔细心,而且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英语。她有中美两国留学的经历,因此深得妈妈们的信任。

  知恩的家在韩国一座美丽的海岛城市。在一个灰蒙蒙的雾霾天,我问她为什么不回韩国?知恩打开了话匣子:“在韩国生活太艰难,比雾霾更压抑。像我这样韩国二流大学毕业的,要找个好工作就像上天摘星星。握着SKY(韩国排名最前的三所大学,分别是SEOUL-首尔国立大学,KOREAN-高丽大学,YONSEI-延世大学,三所大学的首字母正好是SKY)和美国大学毕业证,会说英语、日语、汉语的人都在拼命投简历。我韩国的朋友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要运动、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得体,工作之余要上各种资格证培训班,下班后要和同事们喝酒,要保养皮肤还要攒钱整容……在韩国公司里,女性被瞧不起,被呼来喊去……我也想家,雾霾严重的时候嗓子疼,可想想我的朋友们就不敢回去。而且现在的老板给我的工资太高了……(问:在这儿找男朋友难吗?)是啊,总在中国,结婚是个问题,但我在韩国的朋友们也结不了婚啊。我们是‘三抛弃一代嘛’(笑)……(韩国年轻人由于很难找到稳定就业岗位,就业准备时间越来越长,结婚、生子的平均年龄在不断上升,其中很多人放弃了恋爱、结婚、生子的人生计划,因此被戏称为“三抛弃一代”,甚至是“五抛弃一代”,“五抛弃”指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交友和自尊心。)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以来,韩国经济停止了高速增长。产业升级、雇佣稳定性下降、学历通胀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年轻人就业环境每况愈下,年轻人“就业难”成了韩国最核心的社会问题。韩国的政府、教育部门不断鼓励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并且寻找个人发展机会,知恩只是这股海外就业潮中的一个。

  就业难,人生就无从规划

  考名牌大学、就业、结婚、贷款买房、养育儿女,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韩国人的人生规划。无数韩国人踏着这样的节奏从农村走到了城市,实现了阶层身份的上升,韩国社会也由此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流的社会。但是2000年以后,愈演愈烈的就业寒潮让很多韩国人的人生规划戛然而止。

  40岁的载硕去年结婚,新娘38岁,美国博士毕业后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工作,去年终于在韩国的一家研究所谋得职位。载硕硕士毕业后就进入公司工作,虽然不是人人羡慕的大企业,但凭借一技之长工作一直很稳定,攒了不少钱。结婚后,正在考虑买下正在租住的公寓。载硕说自己和妻子是幸运儿,虽然比父母晚了10年,但他们还是过上了结婚、贷款买房的生活。现在二三十岁的韩国年轻人,要想有他那样的生活,就需要比他更优秀。

  载硕的妹妹36岁,她和她的男朋友因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而很难下决心结婚。在韩国,结婚时男方要准备房子,即便租房也需要缴纳相当于房价70%的保证金,女方则需要向婆家送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载硕的妹妹和她的男朋友大学毕业后先后到很多国家旅行和工作,几乎没有积蓄。载硕的妹妹曾经主张“过不上稳定的生活,就干脆享受自由”。但眼看奔四,她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载硕的妹妹有很多体育教练资格证,还曾经在南非的一个小国做过跆拳道国家队的教练,因此最近和男朋友计划着要到北京寻找机会,希望能够开一家面向儿童的体育培训班。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面临阶层下降的痛苦

  韩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中产层们更是把大量家庭积蓄投入子女教育,他们理所应当地想象着孩子们会重复自己的人生故事,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但是,就业难导致年轻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平均结婚年龄不断上升。因为买房人减少,房租越来越贵,年轻人支付完房租后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成了“劳动贫困人群”。人口减少、收入两极分化、消费萎缩,又使得国内经济难以走出泥潭,就业形势得不到改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年轻人只能调整对自己人生的期待值,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28岁的惠媛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爷爷和父母都是教授,这样的家庭在韩国生活富裕且备受尊敬。惠媛从小是个明朗活泼又积极进取的孩子。高中毕业时,考上了韩国的SKY大学,并且HSK就考过了8级。大学期间,惠媛到美国学习了一年英语,毕业后到日本学习了一年日语,后来又考入清华大学读硕士,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在清华的三年里,她变得越来越焦虑,甚至经常有轻生的念头。

  繁重的课业负担、异乡生活的孤独感是一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对未来的担忧。大学毕业后,就业成了惠媛和她的朋友们最忌讳的话题。这些名校毕业的年轻人都自尊而敏感,失业的朋友不愿提起自己的挫折,找到工作的朋友不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惠媛最好的朋友选择考公务员,租住在狭小的“考试房”里,一年年落榜、一年年再报名,已经很久不愿跟她联系。已经就业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临时工,不但收入低,而且经常担心合同到期后不能续约。甚至还有朋友向惠媛哭诉自己在公司聚餐时被要求倒酒、唱歌、跳舞,甚至遭到性骚扰也敢怒不敢言的经历。因此,惠媛早早就放弃了应聘公司职员的念头,打算进入大学或者研究所工作。

  但是,在她即将完成硕士学业时,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却劝她放弃教授的职业规划,原因是教授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韩国要成为教授,不但要有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博士学位,要有多篇SCI论文,还要做几年时间讲师(大学里的临时教员,按小时收取讲课费,以学期为单位签订雇佣合同),竞争率通常是十几甚至几十人里选一个,女性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很多人在竞争中错过了就业年龄。

  大概就是从放弃教授梦想那时候起,惠媛仿佛变了一个人,眼睛里少了光彩,体重也不停增长。她经常说自己无法像父母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令人尊敬的生活,自己这一代人是“骆驼一代”(意思是要想找到好工作像骆驼钻针眼那么难),钻不过针眼的,只能走在阶层身份下降的通道上。后来,惠媛渐渐接受了现实,硕士毕业的时候,她说完全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计划,打算在北京工作,几年后凭借北京的工作经历回国找工作,并且希望能早早结婚。

  比失业更令人窒息的,是失去梦想

  由于适合高学历中产层的新增就业岗位太少,少数高端就业岗位与中低端就业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大财阀垄断国内经济,中小企业难以成长。这些因素都使得阶层在韩国越来越固化。换言之,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阶层地位在一代之间的继承现象越来越明显。因此,韩国人也把今天的年轻人戏称作“勺子一代”,意思是出生时嘴里衔着什么勺子,一生就属于什么阶层。社会阶层论成了“勺子阶层论”,一共分为7个阶层,由上往下分别是“钻石勺子”、“金勺子”、“银勺子”、“铜勺子”、“青铜勺子”、“塑料勺子”和“泥勺子”。阶层身份上升的机会减少,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梦想和活力,而一些年轻人则来到中国追寻自己的梦想。

  30岁的然鹤是韩国年轻人中的幸运儿,他口含“银勺子”出生,爷爷是一家中型企业的创始人,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行长,家庭财富在韩国属于尖端的那5%。然鹤在美国读完大学后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和北京读书、实习。然鹤说他的中国朋友们总说现在的中国大陆非常浮躁,年轻人总想一夜暴富,但他却非常喜欢这种氛围。韩国也曾有过“汉江奇迹”,然鹤的爷爷就在那个时代白手起家,从吃不饱饭的穷孩子成了受人尊重的企业家。他虽然从小生活优越,但却非常羡慕用汗水创造奇迹的爷爷。然鹤认为,今天的韩国消费萎缩、财阀垄断,确实创业变得非常艰难,但更可怕的是年轻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来到中国后,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创业热情点燃了他的梦想。然鹤说“我是快乐的‘北漂’,习大大的中国梦里有我的梦”。

  春节后,然鹤打算离开北京去更多的中国城市,为爷爷的公司寻找合作伙伴,也为自己创业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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